阿 婷

    郭稼（1926-1999年），原名郭清澧，笔名谷树，泉港区峰尾镇郭厝村人。中共党员，高级编辑，曾任福建省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期在福建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及新闻理论研究、美学研究，著有《美学品藻》一书。1982年获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84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称号。1999年8月9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其骨灰采用树葬，是福州市第二例。

    郭稼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余载，如果追根溯源，少年时期他就开始写下了与之事业相关的第一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城镇屡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惠北也同样难免厄运。日寇的侵略罪行，使山腰锦山小学（山腰中心小学前身）的全体师生义愤填膺，家国蒙难，更激起了他们对日寇的恨和对祖国的爱。在郭端修老师的主持下，先是在校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继而走出校门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演出。1939年，成立了由三十位师生组成的抗日话剧团，郭稼当时正就读于锦山小学，他就是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不久，当时惠北第一支军乐队成立，与郭稼等几位同学为主的演讲队互相配合，形成一支有声有势的抗日宣传队。这段不平常的生活历练，郭稼学会了与普通百姓交流沟通，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写演讲稿，与老师同学们互相探讨，对日寇的恨和对祖国的爱使他的演讲声情并茂。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惠安分会成立后，全县组成十二支抗日巡回宣传队，锦山小学这支宣传队列入抗日第六巡回宣传队，他们走出山腰，走遍惠北，甚至进惠安县城，东向涂寨，南到东园等地，形成强大的抗日宣传热潮，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之后，郭稼在晋江中学、培元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抗日宣传队的生活经历对郭稼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使他早早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是休戚相关的，也使他的心跟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民众心声、唤醒国民精神的理想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1947年高中毕业后，郭稼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上海是国统区，郭稼虽不能亲赴战场，却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与进步师生们互相交流传递着每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郭稼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他再也按捺不住早已积蓄在胸的热情，当即加入革命队伍，并随军南下。南下途中，上级组织调郭稼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门，参加《福建日报》筹办工作。1949年8月，福州解放，《福建日报》创刊，郭稼分配在福建日报社编辑农业方面的稿件，此后一直在该社担任新闻、编辑工作。

    郭稼不仅是个博学广闻、清醒睿智的新闻记者，而且是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下乡采访，写新闻报道，搞调查研究，观察问题，既注重客观把握，又注重微观透视，既看到现实问题，又看到潜在危机。他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坚持讲真话、报实情、不溢美、不护短。每次撰写社论，他常常不厌其烦数易其稿，直到自己满意、上下肯定。六十年代中期，郭稼开始致力于新闻学和美学的研究，此后在此领域探索追求终生。为了编好一本新闻心理学的参考书供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他认真研读了华东师大、西南师大和东北师大编著的三本心理学教科书，参阅了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心理学著作，博览约取，集腋成裘。郭稼的文章虽然是理论性哲学性的，却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自然中浸透情趣，平实中蕴含哲理；尽管阐述的是抽象的理论，却写得有血有肉，事理相间，情深韵浓。那些针砭时弊的篇章，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让人感到字字是诤言，句句是警策。

   五十多年间，郭稼采写并发表了大量的新闻、通讯、调查报告、社论、评论、杂文、随笔和学术论文等不同体裁作品，并屡获大奖。1982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在省级和中央报刊上发表了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论文十二篇，新闻业务研究论文八篇，新闻史研究文章十七篇，美学随笔四十多篇。其中《马克思新闻工作美德》一文在1983年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被编入《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一书，同时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1984年，《试论新闻崇高美》一文在全国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交流，并被编入《新闻学论文集》一书，同年11月，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仅五十名）。此外，郭稼编印的《中国女记者》、《新闻美学初探》、《新闻心理学刍议》等参考书，在省内外新闻界也颇有影响。1985年，郭稼因体弱多病提前离休。离休后，仍坚持写作，年年均有新作问世，并完成四部书稿，从而获得福建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在身罹重病住院期间，郭稼卧在病榻上，对自己的遗著《美学品藻》，认真翻阅了清样，细心校订筛选，并用医院护士发药的小白纸写出意见。诚如他生前的同事友人所云：郭稼如骆驼负重在人生旅途上跋涉，如老黄牛般一生辛勤笔耕，实是耕犁千亩实千箱。

   与郭稼丰硕的科研成果成正比的，则是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在他生命的天平上，知识的重量远远超过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总量。他说，一个人工作无法“终身制”，但学习则例外，活到老，学到老。早年，他在当记者时家中悬挂着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天道酬勤”条幅自勉，做到脑、脚、手“三勤”，离休在家仍然做到读、思、写“三勤”。正因为学贯中外，博古通今，才使他既拥有渊博的知识，又具有精湛的专业修养，形成博与专相统一的主体知识结构。

   除了新闻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郭稼还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著作。数十年来，他购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离休后，又把细读“全集”作为晚年生活的主要任务。同时，郭稼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唐宋明清诗词更是常读的书。数十年来，他读过的许多书都有见解独特的眉批，有的还附纸写上心得，或随时记下感兴趣的题材。他还非常关心当前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而不断产生的新学科，诸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八大部类的全部学科，努力于知识的拓展补充和更新。

   对于读书，郭稼在1999年元旦日记中写道：“读书，对我来说，不单是求学问、增长知识的途径，而且是求解脱、入佳境的审美享受。”关于写作，郭稼如是说：“我写文章不是为了扬名或别的什么，在成败得失之间，老年人总应该有一种超脱的心态。重要的在于追求——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追求对社会能有更多的贡献。生命不息，追求不止。”难怪他平时不善于酬酢，他只是不愿将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谓的应酬或消遣之中。

  郭稼视事业重如山，看名利却淡如水，为人耿直，爱憎分明，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矜持不苟，不畏权势，不走上层，不阿谀奉承的品格。正如他历来崇尚的“四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一样，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曾请夫人刘泓把钱钟书的名诗“雕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生”裱褙挂出，作为终身的座右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郭稼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曲张，施行脾脏切除手术后，又连续数次大出血。每一次医院都发了病危通知书，医生一再严肃地告诫他要休息，但郭稼并没有过清闲自在的生活，而是以更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争取继续贡献社会，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1984年初冬，郭稼又一次大出血，连续昏迷八天八夜，出院后，在家中调养了一个冬春。病情日趋稳定，但他考虑到自己如老马残阳，大病初愈身体较弱，假如勉强上班，必然半工半休，若以这种方式消磨时光，虽然没有人会责怪他，但这是对党极不负责任的。此时，正是工资改革和职称评定之际，郭稼却毅然放弃了这个机遇，提前正式向报社领导呈上申请离休报告。不求名利、不计所得，对郭稼来说是常事。他在职期间，许多同志乔迁新居，一再改善居住条件，而他一家却三次主动“礼让”，仍然住在条件差的旧砖混房。夫人刘泓曾送他一幅对联：“无私无求，一生清白，不贪不沾，两袖清风。”郭稼诙谐笑之：一个布衣战士，何来两袖清风？！

   1999年夏，郭稼两次病危住院，他是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属新闻系统全国劳动模范），理应住高干病房，报社领导和院方几次想为他调整，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仍然挤在六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按照以往他人住院的惯例，病人均由同事们轮流值班护理或单位雇人代劳，而郭稼每次都谢绝同事们的盛情，直接由两个女儿日夜分班护理。

   郭稼对死生始终持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把死生看得很淡。他认为人死了就犹如一根羽毛飞上了天，回归自然。正如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绝笔诗云：“老梦残更觅新篇，夜路漫漫知谁边。如堕雾海苦争渡，忍化一羽飞上天。”所以他在活着的日子，则百倍珍惜有限的年华，不论顺境或逆境，始终保持精神焕发，让生命在奋斗中延伸。离休不久，一部五万余字的《鹭江报史话》脱稿了，这对一个被判为“活不多长”的老人来说，是多么不寻常的事！1999年8月，郭稼的癌症恶化了，又被送进医院，此时的他双颊深陷，骨瘦如柴，明知死神已然降临，可他的心依然不在病情上。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十小时，还在极端艰难地进行《美学品藻》的清样校阅和订正工作。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写出的字七歪八斜，许多字迹即使看惯了他的字的编辑也须费力才能辨认出来。至于自己，郭稼一再叮嘱亲人：身后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收花圈，骨灰实行“树葬”，亲属不戴孝，送行者不哭，就当我出差去了。他还交代，他死后不穿新衣，将简办丧事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希望工程”。郭稼逝世后，有不少文章赞他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然而，郭稼真的是走得无声无息无牵无挂吗？试看郭稼在1999年6月29日听医生判决后写的“有感”：“弘一法师留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字。人生百味加百感，尽在悲欢离合里。回顾一生辛酸泪，欢欣将临了却时。如今唯留遗憾事，但悲不见台湾归。”诚然，若笼统地说郭稼无求无牵挂，也不准确，他一生爱国爱民爱自然，就连最后的一把骨灰也要献给大地母亲，让生命在大自然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