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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港湾沧桑回眸 第二辑 名士人杰剪影 第三辑 胜迹村野采风 |
第四辑 诗赋著述撷英 第五辑 民间文艺寻芳 第六辑 宗教风俗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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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港湾沧桑回眸
由古越荒蛮之地，衍化成石化港口新城，不知涵盖多少震撼遐迩的躁动，历经多少艰苦卓绝的蜕变。古兴陶业、宋迁县址、割地风波、武装抗捐……一幕幕史事或细如浪花，或巨若波涛，在奔涌向前的浩荡洪流中竖起一座座丰碑，引导着泉港人航向斑斓的未来。
张新联
泉港地区原称“肖厝”。肖厝原是惠安县北部南埔镇辖下的一个渔村，因村口之湄洲湾天然良港“肖厝港”而著名。 在国际航运图标上，肖厝是闽东南的一个重要标点。1996年4月21日，为加快原惠安县北部地区作为福建省的重要石化基地的开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原肖厝镇的基础上设立泉州市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为泉州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务。 因“肖厝”这个地名古俗且小气，又因方言“肖厝”音同“烧厝”，既容易误会，也不好听，所以“肖厝”若再作为区名显然是不适宜的。为加快石化基地的开发建设，1999年，肖厝党工委、管委会申报设立“湄港区”。又因为“湄港”极易使人误认为是湄洲湾，会与莆田管辖区域混淆，遂作罢另拟新名。考虑到肖厝港是泉州市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称为“泉港”更为妥切，因此以“泉港”定名。后来市里就以“泉港”作为新区区名上报审批。 因肖厝港地处湄洲湾南岸港区，是终年不淤不冻的良港，可建造一至三十万吨码头的深水岸线达5.5公里，是泉州市乃至福建省开发潜力最大的港口和经济新增长点，因此，2000年4月12日，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泉港区，成为泉州市直辖的新区。同年12月28日，泉港区正式挂牌成立。
黄建聪
1981年，曾在涂岭镇松园村山坡上和芦朴（原称路打）村坡地上发现石锛和狩猎用的石箭簇，以及陶片等。1987年在芦朴村后埔自然村蚁山（又名艾山、行山）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生活年代约在商周时期），找到陶器、石锛等一批文物。说明泉港地区在文献记载以前，已经有了先民居住，他们应属于闽越族的一支。 夏商两代，今泉港区域划属扬州。 西周至东周初期，泉港属七闽地。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泉港属越国地。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年）前后，越亡，泉港属楚国地。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平六国，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泉港属闽中郡辖地，为闽越族无诸所领。 汉初，泉港属闽越王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废闽越王国后泉港改隶会稽郡冶县。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属侯官都尉辖地。 三国时，吴国景帝永安三年（260年）后泉港属建安郡东安县地。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后属晋安郡。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晋安郡王林禄薨后葬九龙岗，即今涂岭镇龙头岭闽林始祖陵。此为研究“晋人衣冠南渡”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南北朝时，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泉港属晋平郡。梁武帝天监（502—519年）中，析晋平郡地置南安郡，泉港属南安郡南安县。 隋朝时属泉州（州治在福州）南安县地。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准刺史冯仁智之奏请，析南安县东南十五个里置晋江县，“以其地临晋江，故取为名。”泉港为晋江县属地。为加强管理，晋江县在县东北增设一个官署（在今前黄镇古县村），以治理今惠安、泉港等地。 五代十国时，泉港属闽国辖地。南唐保大三年（945年），即闽国王延政天德三年，闽国为南唐所灭，泉港属清源军晋江县。 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清源军改为平海军，泉港属焉。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李椅为泉守时，析福建路晋江县东乡十六个里置县，取“以惠安民”之义称为惠安县。县署由古县迁至今螺城镇。即俗称“太平兴国间，古县迁惠安”。全县设3个乡，今泉港区域内设一乡五里，即城山乡，领崇德、德音、光德、待贤、民苏等5个里。自此，泉港一直归属泉州府惠安县管辖，到1996年肖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立止，历时1015年。 元、明、清时今泉港区域内设忠恕乡，辖德音、光德、待贤、民苏等4里，下设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等8都。 中华民国初泉港属厦门道惠安县。1933年“闽变”期间，属“中华共和国”兴泉省惠安县，1935年8月，行保甲制，惠安县分8个区，泉港区域设坝头、涂岭两区。1943年裁撤区公所，泉港区域设山腰、坝头、涂岭3个乡。1949年8月18日，山腰盐警起义，泉港地区解放。23日，惠安县城解放。9月5日，惠安县人民政府成立，泉港属焉。
陈华发
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专家仍认为惠安地区没有烧制陶瓷的历史，因为惠安沿海地域山丘连绵起伏，土壤多为红色，粘性强，砂粒粗，不具备制陶的土壤条件。明清时期的《惠安县志》都只记及壳灰、木炭、砖瓦的烧制，而没有陶瓷制作的记载。 泉港区域原属惠安，山峦丘岭更为密集，制陶的土壤条件更差。而在1976年，晋江地区文管会及各县文化部门开始进行文物普查，注意到惠安县内有不少带“窑”字的村名，从而加强对古窑址的普查工作。结果共发现了唐、五代至宋元的窑址8处，仅在今泉港界山镇内就发现6处古窑遗址，即槐山村古窑址5处，岭头村宫后古窑址1处。 槐山古窑群位于界山镇槐山村内，五处窑址皆系唐至五代时期遗留，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为1976年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1981年，晋江地区和惠安县文化部门特地派有关人员到实地挖掘考察。在这些古窑群中，林厝尾1号遗址保存较好，范围近500平方米，从二至三米深处发掘出大量古陶瓷器具。于是，县文化部门很快将古窑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石碑为证。 据村民历代口传：唐时槐山村建有99处瓷窑，远近闻名，四邻乡民呼槐山村为“瓷窑”。“99”虽是虚数，并非确指，却说明了当时此地陶瓷制作业极盛，而“瓷窑”这一称谓在民间沿用至今，槐山村名倒只见于政府行文中。 另一处宫后窑址距槐山村不足1里，即在邻村岭头下窑自然村的宫后山坡处，南接下窑宫，北临百窑厂。1976年普查时，窑址已遭破坏，地面暴露部分器皿碎片、窑砖、垫托等物堆积，范围约有12×8.3平方米之广，当时采集到的罐、钵、盆、垫托计有十多件。经鉴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亦在唐代。 追溯泉港区域的陶瓷制作史，远远不止于唐、五代。1987年，省市文物工作者在涂岭镇的蚁山，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共采集到1件陶纺轮、1件陶豆以及200余件陶片。陶片可辨别原器，有尊、鬲、罐、钵、壶、瓮和冼等，质地有细沙、灰陶、红灰、泥质红灰和沙质黑灰等，纹饰有篮纹、菱形纹、粗绳纹、弦纹、席纹、方格十字纹等。 这些质地和纹饰纷杂各异的陶器和碎片，不仅是当时人们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且也表现了这一时期陶瓷制作的水平。它们的发现，表明泉港区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已有闽越族包括制陶在内生产劳动的历史。由此，足见泉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黄建聪
明嘉靖理学名臣张岳纂修的《惠安县志·建置》载：“吾邑……开元以后属晋江，至宋乃自为县也。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滹，与今治所颇相类。”明著名方志学家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名号，多类今县。宋太平兴国间，崔令移县处也。”足迹遍及全县各都、铺的县令叶春及在其施政笔记《惠安政书》中载：“太平兴国六年，始割晋江东乡十六里置县，然六都有古县遗址，若始基于彼，后乃迁之，则今署非六年建矣。故老又传建自崔令。自三、四都左旋至十都原属兴化，余属晋江，尚未有证，阙之。”“按志，古县在此。其迁置前不可考，尚有遗址，此何以称也？由灵鹫而昆仑，北历伏虎岩，至于穑山之阳。水自岩麓过之，前有鹳林、前黄之阪，稠居包络，亦足观矣。”清乾隆《泉州府志》载：“龙窟岭，在青山东数里，岭下有古县遗址。” 以上所载，言之凿凿，说明古县确曾建过县署。地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唐代，今惠安暨泉港属晋江县，因此处生齿日繁，而距晋江县治又较为偏远，为加强管理，晋江县衙在鳌塘铺古县增设了一个官署，作为晋江县分县，治理今惠安、泉港等地，主理钱谷刑名诸事。 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的故事。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允准从晋江县析出东乡十六个里置惠安县，首任知县为崔知节。他觉得鳌塘铺这官署太小，而且离较富庶的乡镇、渔区远，就想要迁建新县治。一天夜里，崔知节在书斋中读书，困极而眠，其间做了一个梦。恍惚间有一身着戎装的伟岸男子，窜进了县署。崔知县一见大惊，连忙跳下床，拱手相见，问道：“尊神有何见教！”那武将说：“我系青山人，遗有一石碣，来指点你建县署之地。”崔知县知是民间崇拜的青山公，忙下拜叩头，恳求指点。青山公言他在病中曾神游惠安，选中一个地方，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人丁兴盛，南北可通，山海兼利，且距泉州不太遥远，正是崔知县要建县署的宝地。崔知县大喜，要青山公指引他前往。青山公道：“明日惠风和畅，我有一小使，化为大蝴蝶一只，引你寻觅。”言毕即隐去。崔知县一急，亦醒转过来，天已大亮。他食毕便备马出署，果有一蝴蝶翩翩而来，就在前头引领。崔知县策马跟随。行了半天，到了一个大村落，那蝴蝶却已不知去向。崔知县连忙下马，望空叩谢青山公的指点，并在此村落一个庄家大院住下，安排迁建县署之事。他督率民伕开辟建筑，把附近各村落连在一起。附近各村民众听说是青山公显灵指点建县署，便踊跃参建，献工献料，出钱出力。崔知县很是高兴，只是一直未曾发现那块能指点他建县署地点的石碣。有一天，突有民伕前来禀报，说是地下挖出一个坟。崔知县忙前去观看，这坟并不大，既无尸骨，也无陪葬，碑记也没有。可是在墓穴的深处，民工们寻出一小块青石板，崔知县甚喜，毕恭毕敬地移入驻跸处一看，上面果然刻有四句偈语：“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若逢崔知节，送我上青山。”这一定是青山公张悃的坟墓无疑了。崔知县便在螺山之阳盖起了惠安县首座新官署。 还有一个有关“古县迁惠安”的故事。崔知县一心要移建县署，鳌塘铺百姓却一直挽留，说若在鳌塘扩建县署，他们愿竭尽全力相助。崔知县出于无奈，心生一计，将两地井水各盛一桶比称重量，重者为建县署地。由于事前已让人在惠安井水中加盐，结果惠安井水重于鳌塘铺井水，因此县署便从古县迁往惠安县螺城了。
黄建聪
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县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至1996年泉州市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成立的1015年间，泉港区域一直属惠安县辖区。明嘉靖年间，曾经出现一场割今泉港区一地归属兴化府以设置枫亭县的争议，成为泉港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一段插曲。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底，倭寇攻陷兴化府城，恣肆屠戮、劫掠，府城焚毁殆尽，官吏、士绅及百姓死伤无数，“环列数万余家，盖荡然一平野矣。”（载《愿治堂疏稿》）。嘉靖时期，沿海县城或卫所城沦陷的难计其数，然而府城的沦陷，这是第一次，因此全国震动。莆田籍御史林润向嘉靖皇帝上《请恤兴化府事宜疏》，其中有“请求割邻境界属以宽民力”一项。主张割福州府属福清县、泉州府属惠安县归属兴化府，藉此调剂补充兴化屠戮殆尽的人口空虚和解决征收税赋的困难。兴化府随即申乞析惠安县北十五里（今泉港区）、莆南二十五里（今莆田市秀屿区）、仙游二里（今枫亭镇），以枫亭古镇为中心，设立枫亭县。惠安县士绅沸沸扬扬，引起了一场围绕“割地置县”的争议。 明都御史张岳的侄儿、贡生张宇遍访全县各地，尤其是深入惠北民众中，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上《呈寝议割地建县文》，在论述割惠安县隶属兴化府之“六害”后，条分缕析地陈述了割膏腴的惠北以立枫亭县之“八不可”。 一、时诎举赢。惠安本民生艰困，亟需省冗官、去闲务，与民休养生息，设立新县，就要设官分职，修筑城池，如此致民众不堪其负。 二、图里不均。一旦割惠北十五里地，惠安仅剩二十里，而将要设立的枫亭县则有四十里。惠安仅占枫亭县的一半。依惯例，只有割大县以补小县。如今割惠北地，造成枫亭、惠安两县版图不均。 三、肥瘠不均。惠安县东南滨海可耕之地甚少且地质瘠薄，民多赖渔盐为生，而惠北靠山，皆属惠邑膏沃之地。此地一割，惠安只剩贫瘠之地，导致枫亭、惠安两地肥瘠不均。 四、岁费不支。惠安官田、民田的赋税年收入约18000石。其中上缴国库的官米6000石，供本县财政费用的民米12000石。惠北地一旦割去，惠东南仅收民米6000石，难以应付官吏禄米、县学师生的粮米、上级院司按临及迎来送往的费用。 五、民盐分争。惠北膏腴之地一割，惠东南应上交的6000石民米，原由盐地和田地分摊，实际上每年能收上的仅4000石，费用不足部分再由盐户和民户均分，必然造成民、盐之间矛盾。 六、典礼不称。惠安人文，自古西北部出财赋，东南出人才。全县的进士、举人、生员多属惠东南，惠北割后，此等人减免赋税及宾客迎送等所需概由惠东南民众承担，民难堪其负，而这些费用又不可减免。 七、兵不实城。惠安城小，居民不足千人，倘贼众攻城，只有依靠全县民兵。全县民兵计600人，割惠北后，惠东南仅能供300人，公私杂役均靠这300人，城守自然不坚实，不利于抗击乱贼和倭寇的侵袭。 八、弃地失险。峰尾城为惠安门户，辋川为惠安斥堠，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如今一割，这些要冲放弃，一旦有军事动静也就难以互相照应，如敌自海道登陆，则惠安县城关隘屏障均失，如此弃地失险做法万不可为。 张宇在文末指出，士大夫们不要心存本乡、本郡，而应奉行法制，遵守本职，做到轻徭薄赋，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因此，兴化府应致力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民生得以复苏。 由于张宇的奏书入情入理，论据充分，有关部门反复论证之后，便打消了割惠安隶属兴化府、割惠北地以设枫亭县的主意了。
林明辉
叶春及，广东归善人，明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任惠安县令，是自宋初惠安置县至清朝的近千年间难得的廉臣能吏之一。史载，叶春及为官清廉简朴，初履任时，“匹马入境，出入单骑，从者两三人，不知其为令也。”离任时“惟敝衣一箧”。他于四年任内广施德政，宦绩斐然，“清宿弊，均瑶役，革羡余，毁淫祠，通水利，减入寺租田，定官催征纳规则”，使“邑大治”。他离任时，“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其中不乏惠北百姓。百姓自发在斋宫中为他设立生祠，并在县城南北郊各立一石碑，以纪念叶县令的政绩。 叶春及治惠四年，尤为百姓称颂的是，他深入民间，“采风谣，询疾苦”，了解民情，熟悉民风；为民分忧，解民倒悬。对一县的山川形胜，风俗习惯，百姓苦乐，了如指掌。他据此撰写的《惠安政书》，是一部体裁别具的地方志书，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部县令施政笔记。全书分图籍问、地理考、版籍考、乡约篇、社学篇、保甲篇诸卷。并列有全县三十四都的民情图表和二十九幅地图。史载，叶春及四年任内，足迹遍及全县，在山高水长的惠北更是经常逗留。 今泉港区域，明时划分为四至十三都。叶春及给惠北的十个都，绘制了八张标识简洁明晰的地图，清楚地标示出村落、道路、山峰、溪流、海域，那一笔一划，无不浸沾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政书中所制的政事民情图表，列出各都的村铺户籍，人口的性别老幼；山地田亩、钱粮岁入；山溪、池塘、港口、馆舍、寺院、兵驿，以及官府课税等等，无不精细入微。 尤其令今泉港人感念的是叶春及在知县任内，数度发动惠北吏民疏浚坝头溪水道。叶县令在《惠安政书》中作这样的记述：“旧有龙陂（大水塘，在坝头村西，今下凉尾一带），深数十丈，亭居之，今为沙壅（堵塞），不厮（由于淤塞使上游水流不能下泄），则上游溢溢（一有大水就泛滥成灾）矣。”而“埭（当时海水可到坝头村东，指沿港沟两岸的前蔡埭、崇福埭），居下善泄，不苦潦（洪涝）”，却又经常干旱缺水，农田荒芜。 作为一县之长的叶春及记挂惠北百姓疾苦，他说：“余隐（同情）崇福（今普安、钟叶一带）诸埭之芜，不能蠲释（免除）其赋（课税）。倘为取诸此（指引上游洪涝之水以济下游诸埭的干旱），亦絜矩（指上下游平衡，俱能获利）之政也。”于是，他亲临惠北筹划，发动惠北吏民同心协力，疏浚坝头水道，引水灌溉沿岸荒芜的海埭。于是，使“水自西而东南流者，则入蔡埭，崇福埭。” 叶春及兴建水利的善政，为泉港人传颂至今。
杨昆山
今泉港区域的方言，大致可分三大块：山腰、前黄、涂岭三镇属闽南语系；后龙、峰尾、南埔三镇的方言介于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之间，由于两种语系的交叉渗透融汇，而形成独特的“头北话”或称“下路话”；而界山镇，特别是邻近枫亭，位居天马山下的南庄、港西、东丘、交界塘、柯寨等村落的语言则纯粹是莆仙腔了——人称“顶路话”。自明末至今，由于地域管辖的变化，“顶路话”也多少融进了“下路话”的某些成分，又有别于正宗的莆仙话了。这其中的历史缘由，至今鲜为人知。 明末以前，以上提及的南庄等五个村落一直隶属于仙游县下区连江里（即今枫亭镇），讲的是莆仙方言，流行的是莆仙习俗——至今，这些村落的婚丧节庆的诸多繁文 节，还保留着浓厚的莆仙色彩。但由于地理位置紧邻惠北，与惠北“下路人”工耕匠作或商贸嫁娶，均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倒与仙游一方有些疏远。于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曾任湖广按察副使的惠安人李恺，以上述五村连同枫亭境内另二村岑兜、秀溪（今属涂岭镇）与惠北地缘紧邻、习俗相近、便于管辖为由，提议把七村从仙游县划出，归属惠安。尔后，李恺出面筹得一笔资金，把这七个村落买断，从此这七个村落计有10000亩土地、5000口人丁，便归属惠安县管辖。并把原先位于白水坑的惠仙两县界碑移到现在界山镇界山村交界塘。据《莆田县志》、《枫亭志》载，当时上述七个村落虽划归惠安管辖，但七村税粮仍由仙游枫亭负责。
陈华发
所谓“迁界”，指清廷为扼制踞在台湾的郑成功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出于“制变卫民”的需要，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颁布“截界迁民”令，强迫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30—50里，以切断大陆人民同台湾的联系。 泉港区域几乎全在迁界之内。当时迁界形势十分严酷，诏书下达，限沿海居民10日内迁离，不迁者，派兵荡剿，私出界者处死。为切实起到隔离作用，在重要出入地带和通道筑界墙，宽4尺，高6尺，界墙外疏一沟。沟上钉立木桩。海面封锁，“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 泉港的先民在这场迁界的历史浩劫中，倍尝辗转迁徙之苦和远离祖业家园之痛。当时，界外田园、房屋、树木，尽被烧毁。通族结队流落他乡，抛田园，焚器具，祖祠成焦土，路人相望掩面而泣。“复界”后，流落他乡不归者多。据《惠安县志》载：“沿海30里尽为废墟，居民入内地垦荒，图甲十减六、七，百姓流离失所。” 在迁界期间，清王朝为防郑成功军队的反攻，在险要隘口和山头设寨、垒烽火台或筑炮台，驻兵防守，现泉港区域内有不少带“寨”字的自然村和山峦，如 “石寨山”、“寨后”等，应是那时设寨沿传而来的。相传当时有八九个山头垒有烽火台，现原址大多毁没，仅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南埔镇塘头村龟石山烟墩（即烽火台），和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的界山镇鹅头村九峰山烟墩两处遗址，至今仍保存较好，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迁界期间，随着沿海战事的缓和，也曾放宽一些禁令。如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界外地展出5里，准许民众建屋、耕种、捕鱼，至康熙十七年，复迁展界居民于内地。康熙廿年（1681年）起，沿海局势稳定，泉港一带也应势复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正式撤销迁界令，沿海移民回流原籍，安心地重建家园。 在长达二十年的迁界期间，泉港的民众反复遭受迁乡苦难，其中凄惨状况，真是一言难尽。无可讳言的是这场浩劫同时也促进了沿海城乡经济文化的交流，一部分迁界内的民众从中磨练了才干，拓宽了视野，汲取了外地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先进技能。如后龙土坑的刘端弘父子在迁界的流动生活中练就了大商贸的本事，复界后置船自海上走关东，成为一方巨富，为土坑刘氏一族在清代中、后期名噪一时，奠下厚实的经济基础。
刘地法
峰尾人世代业航捕鱼，旧时在海面上遭遇海盗抢劫杀害的事件时常发生，而与海盗搏斗拼杀、化险为夷的也不乏其人，其中“福春号”船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设计巧战，激烈反击，获得胜利，就是典型的一例。 事情发生于距今一百多年前的清咸丰中期，峰尾城内西头（今诚峰村）刘祥如的“福春号”大帆船，从本地购买土特产远航到山东青岛港销售后，返航时途经浙江台州列岛海面，遇到海盗强烈枪火的堵截追击。当时“福春号”船上也有枪支土炮装备，以刘祥如为主的全体船员，团结一致，英勇奋战，边撤离，边反击，双方交战长达一昼夜。船上的炮弹只剩下最后一颗，眼看就要束手待俘，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全船人员仍然沉着应对，并巧施诱惑计，麻痹敌盗，待海盗船接近时，瞄准其要害部位开响最后一炮，致盗船严重损坏，人员伤亡惨重，仓皇退去。 由于最后一炮（俚语叫做“尾口贡”）取得胜利，所以“福春尾口贡”成为美谈佳话，在民间广为传颂。
陈开登
泉港区南埔湾畔的柳厝村，至今还较完好地保留着一条具有20世纪初建筑特色的商业旧街——柳街。透过那些今天看来显得狭窄陈旧的街屋，人们仍能想象得出它昔日的繁华。 柳街濒临海滩，依海岸构建，全长约半华里，由东街、中街、西街、后街四条各自独立的小街组成。每条小街道宽约5米，前后设有隘门，两边各有8间店铺相连。楼房是清代闽南街坊特色的双层木结构店楼，楼下店铺，楼上为客房或居室，里屋为货物贮存室，临街屋檐伸出约1米，便于顾客、行人遮阳挡雨。 清朝光绪年间，乡绅富豪柳温裕始建中街、后街，并为肖、郭两氏捐立“双节妇”坊。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他又倾资构筑规模宏大的“番仔楼”为“镜岚学校”（旧址为现南埔镇政府所在地），聘教师教授邻近学童。社会上流传俚语：“一人建两街，番仔楼对面挟，典店无请牌，垦海犁田埭。”（泉港方言街、挟、埭谐音）。嗣后柳五花（名润色、为清武举人）筑西街，族人尔后又集资建东街。 清末民初，惠北地区陆路闭塞，当时虽也有了由古驿道演化而成的泉州至福州公路，但陆上交通工具极为简陋和缺乏，对外商贸活动主要依靠水路进行。今泉港辖区内当时已有多座优良的港口，如柳厝港、港口（今南埔镇邱厝村港口自然村）、下朱尾、沙格、肖厝、上西、峰尾港、山腰埭港等处，均可供商贸船舶停泊装卸。柳厝西连泉福公路和商贸繁华镇枫亭，东括今泉港区域的海港，南通惠安一带，是一个理想的商品集散地，再加上惠北人素有远洋经商的意识和经验，天时地利人和，柳街便应运而生，繁华起来了。 据史载，清光绪年间，惠安地区的货物就在柳厝一带下船，东至台湾，南达广汕及南洋诸国，北至福州、三沙、温州、宁波、上海、青岛，直抵关东。海运繁忙，贸易鼎盛。时南埔湾澳阔风平，柳厝港水深浪静，是泊港避风和货船装卸的理想场所。商品出入频繁，商家多以柳街为基地开展商品批发营销。因而商号、货栈林立，南北商贾云集，官吏、医道、工匠、匪贼、乌烟仙、赌娼、保镖杂荟，客舍酒肆兴隆。昼市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暮临更鼓声声、夜夜灯红。街上物产繁多，木材、大米、糖油盐醋、豆饼、大豆、海产品、烟叶、桂圆干、布匹、芝麻等物品琳琅满目，价廉物美。山腰、后龙、坝头、涂岭、涂寨、张坂、枫亭，直至惠东南等地商贩汇此进货，盛况空前。 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肖厝实业家肖碧川先生“租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之轮船从事海运经商”，“定柳厝街为商埠”，“碧霞洲”为商港，继又在柳厝开设“肖益记轮船代理行”，“租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数艘轮船大力经营海运”（《梅峰肖氏族谱》），使柳街生意更为昌隆。 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柳街最早出现了以信用纸币代替硬币的私人“票仔局”——“和利票局”，后“美沅”、“信通”、“商业”票局相继设立。其中以美沅票最负盛名，票面极精致（上海印制），泉莆、福厦乃至省外（上海设有“柳南埭”商行）也可流通。柳街商业的信用度之高，资金之雄厚可见一斑。 在那军阀混战、官匪横征暴敛的时代，柳街人也曾有过因殴官抗税而险遭灭族的灾祸。抗战时期，峰尾、肖厝等地残遭日寇滥炸劫掠，惟柳街幸免厄难。 直到“文革”前，柳厝仍是商店鳞次栉比，繁华依旧。 随着“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柳街已不堪重负，各商店纷纷迁出。于是，一向繁华的柳街冷落了，如今已残破不堪。柳街的辉煌，已成为一段历史，但人们不会忘记它曾经为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作出的贡献。
黄建聪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即“清末立宪”和“清末官制改革”。鉴于地方“百事废而不举”，1908年8月24日，颁布城镇市乡自治章程，着手筹办地方自治，“专办地方公益之事，辅佐官治为主”。并令各县建设自治学校，以培养“合格绅民”，建立自治团体。 1911年秋，涂岭自治学校成立，校名为“涂岭自治讲习所”，设立于涂岭亭脚村关帝庙内，学制半年。所长为廪生出贡曾国萱、教官为全闽法政学堂法学士许应崧。通过考试录取学员计40多人，这些学员多为文童生。文章不通顺者，均名落孙山。主要由所长和教官讲授《钦定宪法大纲》、《城镇市乡自治章程》及地方自治筹备办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涂岭自治讲习所停办。次年二月间，清帝逊位后，各地自治学校继续开办。涂岭自治讲习所也跟着开学。因为初告光复，不甚尊重文章，致有部分学员中途退学。生员不足，便再招插班生20多人。清末捐纳制度盛行，涂岭商人捐纳监生者甚多，时人讥讽：“枫亭秀才巷，涂岭监生街”。这些商人监生便乘机报名混入讲习所，讲习所的声誉自然是大打折扣。半年期满后举行毕业考试。考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县长包封派专人送来，聘清末优贡李荆瞻（即李慕韩）为阅卷官。那些监生学员的文章都雇人代作，因此揭晓时全班毕业。于是他们大办酒席、演戏以宴亲朋，俨然个个绅士。便有人作歌以讽：“自治自治，臭甲无味。六十余人，半不识字。毕业请客，收礼演戏。鱼目混珠，洋洋得意。……看不入目，作歌讽刺。”更有某秀才作“自治”冠头联曰：“自楚之滕，许行设教；治人推己，曾子传薪。”一时传为笑谈。
刘三森
民国初期，市场大都使用三种硬币——清光绪的“龙银”（凸显的龙图案）、“袁世凯头像”和“孙中山头像”（凸显图案）的银元。每枚用重库（厘等、天平）称，三种均为七钱二分重。“龙银”有：壹元和贰元两种（分别为七分二和一钱四分四）。当时社会极端不稳定，土匪、海盗活动猖獗，携带硬币既笨重又危险，加上银行仅有伍元、拾元（合称：乌鲤或乌鸡母、红鲤或红鸡公）两种纸币，数量极少，汇兑困难。为方便交易，峰尾“票仔局”便应运而生。 “票仔局”采用信用纸币作为辅币，代替硬币投放市场，凡设立峰尾渔行、商行的地方均可流通使用。这样既方便群众，又能使商家受益：一可扩大经营资本，二可得发行额利息，三可获辅币破损的差额，四可获取汇兑及信贷手续费。凡商行有较高信誉和雄厚资金的，均可兼设“票仔局”，但必须有银元随时兑现作后盾。 泉港地区最早设立“票仔局”的刘大目的商行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开设“渔商票仔局”，辅币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等，图案为“五只帆船”（上海印刷）。辅币投放市场后，资金周转顺利，买卖双方彼此受益，颇受市场青睐。此后相继设立“惠通票仔局”（图案为“圭峰塔”），“宝通票仔局”（图案为“峰尾烟墩”），“通商”、“泉通”、“渊泉”等“票仔局”。“渊泉”发行额高达1万元，并利用此作周转资金，置1艘1500担大木帆船进行经营。不久，奎璧、柳厝、前黄、坝头以及仙游、枫亭等地也纷纷设立“票仔局”，对当时辅助货币流通，促进商业繁荣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伐胜利后，全国统一使用法定的纸币（俗称法币）。风光一时的“票仔局”便不复存在了。
黄建聪
1917年农历七月底，闽南匪首陈宗仪率其长期肆虐于永春、德化山区的匪军，侵袭涂岭。并派部分匪军驻守枫亭霞桥一带，以成犄角之势，遥为呼应。 陈宗仪建匪部于涂岭的尼姑庵内。未待稍歇便抓捕富绅大户，肆意勒索。还向附近各村民户派酒派饭。一旦酒菜不合其口味，便肆行打骂。更有甚者，匪军强闯民宅，劫财劫色，老妪幼女皆不能幸免。因此群情激愤，附近各村乡绅聚集院内佛寺，共商讨陈大计，决定于八月初四统一行动，围剿陈匪。 翌晨，陈宗仪尚在睡梦中，忽听一阵急促的锣声由远而近，急忙爬上屋顶用望远镜瞭望，只见不计其数的群众手持火铳、长矛、扁担、铁耙纷纷向尼姑庵包抄过来。陈宗仪大惊，急忙逃到涂岭街，一连声地说：“不再派饭了！”但无一人理会，一看不妙，陈宗仪自顾自地躲进一家客店的床底下。众土匪也争相逃命。这时几名村民中弹牺牲，更激起乡民的怒火，怒吼声、喊杀声、火铳声交织在一起。众土匪除一部分逃入山中，其余的多被群众用长矛刺杀，用铁耙、扁担、锄头抡死。待剿匪战斗结束后，清查尸体时、却不见匪首陈宗仪。后知其躲在客店内，群众破门而入，把他从床底下拖出，用尿壶、石块砸死。 这一仗共歼灭悍匪近百人，后由涂岭街诸绅商出资雇人在后头山万善宫边开一大窟，把尸体抛入窟中埋葬。涂岭人民围歼陈宗仪土匪军一事，经层层上报，时任福建省督军的李厚基特地予以嘉奖。从此，泉州、莆仙各县土匪军便不敢骚扰涂岭，就连军阀林寿国的海军陆战队有战事要经过涂岭到泉州等地，也得事先派出联络官联系、疏通。因此时人皆说：“土（涂）岭变成铁岭了。”
林宗华
民国时期，惠北一直是反动军阀、股匪、不法豪绅苛剥的重灾区。据载，泉港人民每年要负担20多种捐税。在种种压迫下，泉港人民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23年11月至1924年1月，山腰、峰尾、坝头等地农、渔、盐民爆发反抗北洋军阀王永彝征收“田亩捐”的武装斗争，震动全国。时王永彝派杨增福团（俗称“杨团”）一部驻守前黄土楼，肆意勒索，被峰尾、郭厝、奎璧群众歼灭近百人。附近各村代表在岩山寺召开会议，决定联合抗捐，组织近万人奋起抵抗。之后，杨增福团制造了“山腰惨案”，泉港抗捐斗争失败，民房被焚毁千余间，群众被枪杀100多人。为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曾发表文章声援群众，谴责反动军阀的暴行。 “打杨团”是泉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此后二十几年间，涂岭、三朱等地农民武装多次击溃国民党的征税部队和派捐派税的股匪。 1932年春，泉港人民举行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武装抗捐运动，轰动海内外。 1931年初，山腰人唐言福受党的指派回家乡开展反对“闽南霸王”陈国辉的武装抗捐斗争。同年年底，下九乡农民自卫军抗击陈部，又一次点燃了武装抗捐的熊熊烈火。次年初，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到三朱等地领导抗捐运动。中共惠安县委在三朱樟林村昆山寺召开会议，确定以三朱为抗捐运动指挥中心，建立抗捐统一战线——惠北抗捐大同盟。 3月4日，陈国辉部官兵200多人进驻三朱，蓄意制造“三朱事件”，逮捕开明乡绅。党组织当机立断，在三朱后宅村朱汉膺家建立抗捐指挥部，蔡协民任总指挥。3月14日，爆发以三朱为中心波及周围十八乡及山腰、坝头、郭厝的人民武装抗捐反陈斗争。地下游击队员和“四八”、“五三”帮会会员及十八乡抗捐群众上千人在三朱村召开抗捐誓师大会，确定北坑村圆通寺为临时指挥部，然后兵分三路，围攻驻防在坝头的陈国辉部队，大获全胜。当晚，陈部退守涂岭。次日，陈部增派援兵再次侵占坝头。各地抗捐武装立即出动击溃匪军。16日上午，武装抗捐队伍集结于虎岩山、前埔岭等地，轮番攻击，陈匪被迫退守朝林村连谋（国民党军统少将）家，恃其坚固楼房和高大围墙负隅顽抗。当晚，陈匪组织敢死队分三路突围，狼狈逃回惠安县城。随后，中共惠安县委在三朱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继续带领群众进行长时期的武装抗捐斗争。 海内外许多团体、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讨陈国辉，支援泉港人民抗捐斗争。
连力东 林景斌
陈国辉（1895-1932年），南安县人。1927年任“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工农红军入闽西，陈国辉部被歼二千余人，陈只身逃回南安。1930年任兴泉永警备司令，授陆军中将，被人称为“闽南霸主”。治泉期间，也曾装模作样做过一些诸如倡文教，办交通、扩街道，修孔庙的好事，但他终究是土匪出身，亦匪亦官，肆虐兴泉永各地，泉港区域受害尤烈。 1931年初，陈国辉带一队卫兵到山腰、坝头等地巡视，召开“民众大会”，逼迫泉港乡民种植鸦片，说这种烟苗是“利民之道”、“百姓得益”。他规定了种植烟苗的亩数和抽捐的额数，每亩收捐16元，另有附加税高达三四十元。陈又用摊派的办法勒捐，如强迫三朱各自然村要种植烟苗800亩，摊派烟捐近2万元。三朱仅约240户，平均每户要种三亩五分左右，必须负担80元捐款。可是实际上全乡只能种植400亩，每亩按收6斤鸦片计算仅值80元，全部售出才收入3万元，单付捐款就要2万元，还要还“烟苗贷”、“肥料贷”等，百姓不堪其苦。 陈国辉非但在鸦片捐上盘剥，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捐有：剿共捐、迷信捐、地瓜苗捐、猪仔捐、棺材捐、嫁娶捐、消遣捐（即赌博）、公路捐、香楮捐（迷信品）、特别捐，对违令不种烟苗者罚以“懒怠捐”等等。税有：屠宰税、营业税、烟灯税、棺材税、摇篮税、交易税等等，计有四十多种。 为了征收捐税，陈国辉派遣其部下进驻惠北，并设立“田亩捐办处”协同催收。 陈国辉的倒行逆施，弄得地方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群众痛骂陈国辉的“第一无情理（“第一混成旅”的方言谐音），以及“陈国辉、乱肆挖（挖，即盘剥的意思）”、“猫头陈国辉，一称（10斤）薯粉扣五镏”等等。抨击被陈国辉统治得“生不能生（摇篮税）死不得死（棺材税），想活没有米。” 1932年正月24日，坝头乡安兜村一户村民孩子满月，设宴招待亲友，陈部之兵闯入逼捐，主人一时无法凑齐，请求暂缓，而陈兵蛮不讲理，打翻宴席，并要把人抓走。此时，几十个宾客忍无可忍，一齐动手，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中共地下党以此为导火线，领导本地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陈之爪牙逃离坝头，进驻惠安县城，他们白天不敢来，夜间下乡，奸淫掠劫掳杀，无所不尽其极，如涂坑、施厝、坑仔底各村，均受蹂躏，损失惨重。 1932年6月间，惠安旅厦同乡会、旅外救乡会、闽南旅沪同乡会、闽南拒毒会等向当时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控告，呈请严办陈国辉。8月，十九路军抵达福建，经派员密查，所控均属实，军长蔡廷锴存有为民除害之心，决定严惩陈国辉。 12月23日，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捕杀于福州。
黄建聪
1933年，以“一·二八”松沪抗战而誉满海内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联合国民党中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反蒋的进步势力，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他们组织新政党，颁布新政纲，树起新国旗，制定新国号，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也是十九路军的最后辉煌。 当年12月下旬，蒋介石出动10万大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入闽，十九路军不敌，陆续撤军南下。 1934年1月15日，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离开福州，驱车赴泉州。车队到涂岭时，突遭已投靠中央军的当地民军伏击。蔡廷锴立即布置反击，在卫队的猛烈进攻下，民军火力渐弱。蔡廷锴驱车乘隙强行闯过涂岭，率少数随从到达泉州，设立十九路军总部。 1月19日，号称“又文又武”的黄埔名将、蒋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率部由仙游长驱直入，在福厦公路涂岭段北侧之小高地设伏，阻击南撤途中的十九路军主力，企图将其拦腰切断，从而分割包围，聚而歼之。20日晨，十九路军的先头部队组织了3个纵队向李默庵部发动强攻，双方展开一场鏖战，阵地反复易手。由于李默庵部凭高据险，又有飞机、大炮的掩护，加上后续部队的支援，十九路军屡攻不下。蒋军蜂涌而来，形势十分危急，十九路军当机立断，一面继续与李部争夺高地以吸引敌人主力，一面利用福厦公路东侧蒋军射程外的海边抓紧撤退。又借夜色的掩护，至当天深夜，方才全部撤离涂岭一带。 大兵压境，军心不稳。蔡廷锴见大势已去，便在泉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交权离军，以图保存这支光荣的军队。1月21日，十九路军约4万人随沈光汉、毛维寿等高级将领在泉州悬挂青天白日旗向蒋军投诚。可是不久，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取消番号，改编为第七路军，十九路军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涂岭一役，李默庵部在东坑寨等地大肆拉伕、抢劫，涂岭乡民极受荼毒。而十九路军纪律严明，虽败犹荣，为泉港人所称道。十九路军第61师有一机械员庄永新，在部队失败后，不愿接受改编，单身退至涂岭，在白水岭附近遭土匪抢劫。群众对土匪说：“不准害他性命！十九路军是爱国军队，你们如杀他，我们就要对你不住！”土匪终不敢加害于他。于此可见，涂岭乡民爱憎分明。
黄建聪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一书中，曾设想在湄洲湾建造港口，以发展东南沿海航运业，只因军阀混战，壮志难酬。而近代湄洲湾南岸肖厝港的开发，其功则首推肖厝人肖碧川。 肖碧川（1893—1967年），燕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推任为福建省法院审判庭庭长，不久后辞职。随后梯航南渡，任新加坡华商银行安达银行副行长，并在华文报社兼职。 肖姓自明洪武初年入迁肖厝定居后，世代以海为生。明弘治、正德年间，即造尖尾大船经营大米贸易。肖碧川的祖上经营海运，曾在肖厝港葫芦尾兴建一座颇有特色的码头——“五间张”双护驾楼，木帆船可以直接停靠，并在厝前石埕装卸货物，其经营的商船多达十九艘，成为名闻远近的航运业主。肖碧川幼时曾参与商事，兼以在新加坡这个世界大港学习了航运业知识，获知经营海运业利润丰厚。 1930年返回肖厝后，肖碧川决定继承父业。他以先祖遗产和自己多年来的锱铢累积为资本，在肖厝港开设振成商行，在上海、泉州分别开设建成商行、金成商行等，租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轮船经营海运，辗转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以及上海、宁波等地，运载大豆、水泥、纱布等货物，在肖厝对面的秀屿港卸货，再由秀屿转运至肖厝。看到如此转运成本加重，且秀屿港比肖厝港浅，他便将葫芦尾的“五间张”双护驾楼的厝前扩建为码头式房屋，供货轮停靠卸货。 但在上海保险公司办理轮船公司的保险，颇费周折。因肖厝港没有商埠和码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肖碧川苦思不得良策。一天，他在海边漫无目的地散步，看到碧海青天之间，渔帆点点，傍晚时分，红霞浸红了渔港，遂心生一计，将虾屿与沙格之间的黄牛穴取名碧霞洲，取代肖厝港之名，以葫芦尾厝前石埕为码头，南埔柳厝街为商埠，于1936年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蒙国民党元老、原燕京法政大学校长于右任鼎力相助，交通部官员遂批准碧霞洲为商港，给予注册并正式载入国际航运图。自此，肖厝碧霞洲港驰名中外。 由于肖厝港海运业的兴盛，后来，国民党政府在此相继成立“海关”、“查缉所”等机构。
黄建聪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归侨将军叶飞麾下的第十兵团28军由浙入闽，解放了闽北地区。各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山腰盐工发动罢工、抢盐斗争。中共惠安县工委也加紧了对山腰盐警大队的策反工作，以加快泉州地区的解放进程。 山腰盐场是福建省第二大盐场，国民党省盐务局在此设立山腰盐务公署，辖埭港、菜堂、钟厝、埕边4个场务所、2个分所和泉州征收处，有人员200名，在山腰和泉州均设有电台。并配备一支有150多个警员、装备精良的盐务税警大队，下设4个中队和1个警卫班，分驻各场务所。 从福州回乡的地下城工部同志林文学、庄晚芳（国际著名茶叶专家）在山腰后楼创办“正风补习班”，吸收盐署人员及当地追求进步的青年参加。当地盐商庄祖荣主动冒险去做盐务公署和盐警大队上层人物的工作。5月底，盐署秘书顾人增受派前往三朱，与中共惠安县工委书记朱汉膺会面。朱汉膺明确转述了党的起义政策，给想起义的盐署人员吃了定心丸，坚定了他们起义的决心和信心。 6月底，之前态度一直不明朗的盐警大队副大队长苏秉淦终于下决心伺机起义，并与地下党达成秘密协议：一是盐警保证对地下党游击大队在山腰地区活动不予干预；二是游击队对盐警大队的护盐、缉私等正常业务也不干预。从此，山腰盐警大队与中共惠安县工委建立了正式联系，暗通情报，向游击队输诚，赠送枪支弹药。7月1日，国民党军警600多人“围剿”三朱革命据点时，盐警大队借给游击大队枪50枝，子弹1000发，钟厝盐警中队更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增援游击队。因此，游击队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8月17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福州解放。山腰盐场电台当日收到消息，立即与中共惠安县工委取得联系，由顾人增、苏秉淦为代表，与县工委代表具体商讨起义事宜。县工委认为福州已解放，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要求盐署与盐警同时立即起义，并指令盐警收缩外围兵力，重新部署防卫，以防大股敌人袭击盐场。后因埕边中队距盐署较远，恐在来场途中与敌南撤部队相遇，决定就地起义。苏秉淦、顾人增连夜派人把场长兼盐警大队长郝志英从泉州请回山腰一同参加起义。 8月18日，中共惠安县工委指派张海天、朱联法等同志，在山腰后楼庄晚芳家中举行山腰盐署、盐警大队起义接收仪式。顾人增、苏秉淦分别代表山腰盐务公署和山腰盐警大队，向张海天、朱联法等呈交起义人员和全体官兵名册以及武器弹药、财产物资等清单，然后正式宣告起义。随即上街张贴起义文告、标语，散发传单，并通过电台将起义的消息通报省盐务局和全省各盐场。 山腰盐署、盐警起义，对莆田和诏安两地的盐警起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宣告国民党福建盐警总队应变计划的彻底破产。8月23日，起义部队配合惠安人民游击大队解放惠安县城。此后，又配合游击大队占据洛阳，与国民党军队隔江对峙，截断国民党军队南逃之路，迫使他们向海上逃命，一部分来不及逃命的则在当地被歼，这对和平解放闽南各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久，山腰盐警大队奉调到福州白沙整编受训，组成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支人民盐警队。
第二辑 名士人杰剪影
名士人杰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踏水行舟，寻找梦中的绿洲，在世俗或仕途的喧哗中，实践信仰，传播福音。翻阅朱又焕、王忠孝、郑耀星等人的生命履痕，他们在漩涡中击楫的姿势，在暴雨中蹒跚的步伐，在黑夜里呐喊的身影，清晰如昨，令人感奋。
黄建聪
许多有关洛阳桥的故事中，均有蔡襄之母卢节许愿建桥的内容。在近现代戏曲中，如京剧、梆子剧、豫剧、汉剧、湘剧和徽剧等，以及福建的闽剧、莆仙、梨园和高甲四大剧种，均有《洛阳桥》的剧目，又都有蔡状元为母还愿建桥等情节，历史小说《情满洛江》及电影《洛阳桥》也都讲述了蔡母其人其事。蔡母卢节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卢节，字淑坚，生于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卒于治平三年（1066年），峰尾卢厝人，长大后嫁与仙游县枫亭东宅蔡琇。她“姑舅老事之如其事，事长兹幼既俭且勤”（欧阳修《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传说，一次卢节坐船过洛阳江，忽然江面上风浪大作，渡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旅客惊慌失措。忽听见空中有仙人声音：“蔡大人在船上，诸怪不得无礼！”话音刚落，江面即风平浪静。可是旅客中没一个姓蔡，经查询，只有卢节的丈夫姓蔡，而她正身怀六甲。大家都说这孩子必是“蔡大人”无疑了。卢节当即许愿：孩子今后如成大器，一定要他在这里建一座大桥，以方便过往旅客。后来，当小蔡襄五、六岁时，卢节就把他送到峰尾娘家，让“课子孙不令稍懈”的父亲卢仁教他读书。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十八岁的蔡襄“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欧阳修《蔡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由于他为官清明廉正，颇得皇帝器重，官至端明殿学士。据《宋史》载：后来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继而，他为实现母亲宏愿，转任泉州太守，期间主持建造洛阳桥，由卢节之弟卢锡职其事。卢节“贫而能施”，主动捐舍田产以助建洛阳桥。 蔡襄一生为官37年，卢节总是教育他及其弟蔡高要为官清廉，为民请命。皇帝知道蔡襄的成就是与他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卢节一生十分勤劳，一直参加生产劳动。“母夫人尤有寿，年九十余，饮食起居，康强如少者，岁时为寿，母子鬓发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闽人之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亲，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引文同上）“泉州壁记：蔡襄、陈觉民、傅淇守泉日，母夫人年俱九十，邦人异之。人第知蔡母之贤且寿。”（《仙游县志》）。蔡襄在《寄欧阳永叔书》中说“母氏孝行闻于乡里，约素而严，诸子甘贫而自力，仕官无过，皆母氏之训也。”因此，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十二日，宋仁宗封卢节为“仁寿郡太君”，誉之“德义庄厚，寿庆融长，有子实贤，为国茂器。”还有“冠帔”之赐，后来又改封“长安郡太君”。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92岁高龄的卢节在杭州蔡襄官邸去世。次年，奉母至孝的蔡襄亦在家中病逝。
黄建聪
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洛阳桥（原名万安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构桥，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对它做了很高的评价。千百年来，一提起洛阳桥备受赞颂的是北宋一代名臣蔡襄，其实建造洛阳桥的实际主持人却是卢锡。 卢锡，生卒年不详，峰尾卢厝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卢锡在涂岭虎岩寺受教于其父卢仁，与他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外甥蔡襄。史志载卢锡“以处士终，生平好义，济人利物”。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建造洛阳桥。 古万安渡，在泉州城北的惠安、晋江交界处的洛阳江，是官绅商旅南来北上的必经之处。因洛阳江波涛汹涌，江流湍急，时人形容此江为“水阔五里，深不可址”（《泊宅篇》），并说“用四两纱线，系石下坠，沉入江中，尚未能测其深浅”。自晚唐始，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湾港口帆樯林立，百舸争流，中外商贾云集于此。万安渡给福建经济、文化的交流造成极大障碍，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四月，卢锡等人带头筹建，到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末（1060年1月16日）完工，前后花费六年多时间，耗资1400万钱，这些钱都是由卢锡等人募捐集资而来，没动国库分文。更为重要的是，蔡襄、卢锡等人集思广益，科学地解决桥梁建筑及固基问题。他们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下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桥墩双头尖，中间大，有如船形，它可经受上游的江流和下游的海潮的交互冲击。最上排的交接处，刻有凹形的榫，上置生铁以连结排石。墩两端中部稍向外弯，最上面的两层条石则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宽，以减少石梁板的跨度。这种石基的开创，是建桥史上的重大突破，现代称之为筏型基础。其植蛎、减缓水流以助固基等科技创新方法也为人们赞叹，闽南一带宋代所造的石桥，大多仿造这种做法。 洛阳桥建成后，“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向来行人视为危途之洛阳江，自是一桥飞架，南北畅通。行人凌波而过，如履康庄。它对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桥建成时，身为泉州知府的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在蔡襄撰写的名传中外的《万安桥记》中，赫然记载职其事者第一人即是卢锡。后人感念卢锡等造桥功臣之德，曾树大理石碑于洛阳桥南蔡襄祠中，上镌卢锡等人芳名。 卢锡不入仕途，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地方，泽被后代，堪可流芳千古。
黄建聪
北宋著名诗人谢履（1017—1096年），涂岭镇谢庄岭人，其一生“宦海有政绩，诗书留清名”。任职期间，尤重水利建设。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谢履从安溪县令任上擢升都水监，迁都水丞，专门掌管水利事宜。时值山东曹州一带黄河故道河堤决口，谢履奉命治黄。传统做法凡遇决堤便采用堵——水来土堵的办法。谢履欲采用疏导的办法，但得不到上司的支持，他只得带领民工堵塞河岸决口，好不容易平定了水患。 谢履曾两知兴化军。元丰二年至五年（1079—1082年）底，谢履以秘书丞知兴化军，元祐五年（1090年）10月，以左朝议郎再知兴化军。第一次知兴化军，时值莆田县正在修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木兰陂，他给予极大的帮助。 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起，长乐县女财主钱四娘和林从世倾全部家资，10年间先后两次建造木兰陂，均告失败。到了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积极推行农田水利法。此时兴化军枫亭东宅人蔡京（蔡襄族弟，官至宰相）任开封府知府，奏请神宗颁发了《莆阳协修水利诏》，再加上自己的亲笔信，邀“雄于财而乐于施”的福州义士李宏主持修陂事宜。由于有了李宏的捐资，历时八年的木兰陵于元丰六年（1083年）建成。 谢履尽力协助李宏修建木兰陂。无论从征用土地、招募民工，还是发放粮食，谢履都给予最大的支持。陂成后，谢履把详情奏报朝廷。宋神宗在阅读谢履的奏章后，特下诏《赐木兰陂不科圭田》，予以奖赏。 九百多年来，木兰陂一直发挥着引流、蓄水、灌溉、排洪、挡潮的综合功能，造福莆阳人民，这里面有谢履的一份功劳。
林明辉
卢瞻（1030—1085年），峰尾人，宋代名臣蔡襄的表弟。卢瞻自小立志成就功名光宗耀祖。他辞别家人，在县城西的登高山上，结一草庐，日夜苦读。为表明自己的志向远大，他还把登高山易名为高士峰。 当时同安名士刘逵赴省参加乡试，因久慕卢瞻诗名，特地绕道登上高士峰求见卢瞻，并以自己的诗作求教于卢瞻，卢瞻亦以自己的诗作应和。二人在高士峰上切磋诗文制艺，从此成为文字知交。卢瞻后以“八行”举进士。 刘逵官至资政殿学士，参知政事。刘逵奉调晋京时，把卢瞻的一应诗文也携至京师，并经常向同僚推介。于是，卢瞻的诗文便在京师迅速传播开来。卢诗传至宫中，宋神宗读后大为赞赏，便召卢瞻进京，询以治国之策，卢瞻以须即行之“六事”，须革弊之“四事”答对。神宗对卢瞻诗文制艺之外的治国才能尤为器重，遂把卢瞻的名字书写于御座之上，即行选拔。可惜的是，当神宗皇帝将要委以重任的时候，卢瞻因病逝世。 因卢瞻于高士峰结庐苦读而终登进士，邑人便把高士峰改名为“登科山”，后世简称“科山”。科山上的“卢子读书处”和卢瞻后裔、元代名臣卢琦的题诗石刻：“卢子读书处，山高草木深。如何螺水里，永夜作龙吟。”至今犹存，成为科山上的一处人文景观。
黄建聪
惠安县城曾辟建朱子祠（又名高深堂、春风堂、文公祠），祀宋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祠中配祀朱熹高弟刘镜和张巽，每年春、秋仲月丁日享祭。 泉州为朱熹“过化”之地。据明代刻本《紫阳朱氏建安谱·朱子门人》载，朱熹的泉籍门生较出色的有12人。据朱子理学研究专家林振礼先生考证和统计，朱熹的泉籍门生20人，峰尾刘镜是其中佼佼者。 刘镜，字叔光，生卒年不详。其一向厌恶科举之学，“主于涵养体察践履”。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刘镜与晋江杨至和杨履正、永春陈易等一同游学于朱熹之门，颇得朱子理学之真传。刘镜学成后，传播朱子理学不遗余力。其友张巽曾从学于张栻，杜门玩养，却与刘镜过从甚密，经常向他请教朱熹的学说至理。张巽恳求刘镜引荐，两人遂赴武夷山谒见朱熹，颇得中和之旨，久益明净。他们“尊闻行知性命之传籍”，以传播朱子理学为要务。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两人在惠安县城西之山中“龙津之原”，讲习、研讨朱子理学，吸引了不少士子，使朱子理学在今惠安、泉港一带广泛传播。 峰尾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朱熹因挂怀许久未晤面的得意门生刘镜，又久慕峰尾风土人情，便来峰尾一游。刘镜在自家正厅中摆上竹编圆筛，筛中放着两碗清水、两碟豆豉、生姜，另有一盆麦饭，表示恩师光临如同月亮从天上掉落自己的家中。师徒俩一阵寒暄之后，边品尝着清酒和筛中诸食物，边研习为学之道、穷理之要、读书之法、致精之本及中正仁义、修齐治平，通宵达旦而不知倦。朱熹在峰尾流连数日离去时，刘镜依依难舍地送别了恩师。 因此，峰尾东岳庙中的东侧殿上敬奉着朱熹塑像，钟德堂里也敬奉着刘镜的画像。
林明辉
卢琦(1306—1362年)在永春知县任上，推行一系列仁政，赈灾恤民，拯民于水火之中；身先士卒，恩威并举，御寇于治境之外；广开教化，大力兴学，使合县吏民知书达礼；慈仁为怀，施赈于邻县饥民，惠政及于四邻。他不仅使永春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得以安居乐业，也使邻县百姓视永春为安居富足之地。卢琦离任后，永春百姓延请闽中名士林泉生撰写“永春知县卢公去思碑”，矗立郊野，以赞颂卢琦功德。“卢永春”的美名因此远播。 据载，时有邻县仙游群盗窜犯永春，恰遇卢琦于乡间巡察民情。贼人远远望见卢琦，相互转告道：“此永春大夫义，为大夫之民者，何幸之大乎！”卢琦临贼不惧，当面晓以大义，表示给予安抚。群贼大受感动，竟缚了贼首献与卢琦，又主动放下武器，哗然散去。 不久，卢琦由永春调任宁德知县。时宁德境内盗贼猖獗，无视官府，肆行无惮。宁德百姓忍受不了盗贼的烧杀劫掠，纷纷弃家躲藏于深山之中。盘踞于宁德城乡的群盗，闻听卢永春即将前来，慑于卢琦的威名，便都惶恐散去。宁德合县百姓始得安居。自此，卢永春的威名愈加远播于闽粤一带。 志书载，当时峰尾有一艘渔船北上浙江“讨海”，途中为一伙海盗劫掠。海盗首领问渔人是何方人氏，渔人答说是闽省泉郡惠安峰尾人，与卢永春同乡。盗首闻言肃然起敬，说：“尝闻（卢琦）事父孝、为官廉，为之民不可得也，况忍暴其邻乎！”于是对渔人恭敬有加，摆设酒席款待，并赠送银两，释放渔船。 卢琦声名称誉于民间，威慑于盗贼，即使元未恶浊的官场，也敬畏他的威名。卢琦调宁德后，兴泉地区发生战事，福建帅府疲于应付，屡屡借重卢琦予以斡旋，卢琦不得不频频往返于宁德与兴泉之间，战事得以稍息。 不久，卢琦调任盐课司郎，主管沿海盐务。当时奸商买通吏部和省府要员，欲向外商开放福建五大盐场，把民生国课所赖拱手让给外人。卢琦拍案而起，疾呼：“吾腕可断，牒不可署！”他毅然抗争不办，上官慑于他的威名，也无可奈何。 卢琦一生文名卓著、政绩斐然，《元史》之“良吏传”把卢琦列为元代十八良吏之一。
黄建聪
明代知名学者朱一龙（1515—1590年），字于田，号复琳，后改为昆山，著有《大一统舆图》、《广略剔历余稿》、《游海梦谭》、《诗余类编》等。 朱一龙历任辽东、广东参政等职，面对明末奸臣当道，“新松不满尺，恶竹万竿长”的龌龊官场，他抱定“甘为灌园夫”之志，一生不攀附权贵，因此宦海浮沉，难以舒心展志。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朱一龙中举。10年后，他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时值奸相严嵩当权，权焰熏天，同榜登第者不得不依照多年的惯例，依序前往严嵩府参拜，以求提携。严嵩得意之余，发现尚有泉州府新中进士朱一龙竟敢犯上不往。严嵩怒极，当即下令相府家奴持单帖到朱一龙住所（单帖上的“拜”字故意写作“手”字，言下之意是朱一龙不识时务，难逃其手心），传话让他负荆前往谢罪。朱一龙的同科士子见状，均认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力劝他前往谢罪，以防不测。可朱一龙仍执意不肯，不为淫威所屈。 朱一龙得授应天府溧阳县令，任内治政勤廉，颇有政绩。任满吏部察核，治绩位列第一，溧阳人勒石立“去思碑”，以记其功。依例他应有较大升迁，岂料奸相严嵩忆起当年朱一龙的忤意，心中忌恨，仅升迁其为南京刑部主事。朱一龙亦不以为意，轻装上任。其后不久，他调任广东按察司佥事。 朱一龙蔑视权奸，却爱民如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他任广东参政时，潮州拓林澳发生水师兵变，叛军逼向广州城。藩臬监司等官各司其职，分门守御。许多难民不堪叛军杀戮奸劫，欲冲入城里避难，可各职官却闭门不纳。朱一龙见他们见死不救，大怒，慨然道：“贼近而启扃以待，示强；民急而开门以纳，示仁。奈何闭之，使难民无所受命乎？！”遂传令大开城门，每天接纳难民逾千，先后收容几万人。此次兵变，经澳门的葡萄牙军队协助平定。事后，朝廷闻之，亦对朱一龙勉奖有加。
林明辉
朱又焕（1587—1644年）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后，被派往浙江任职；天启七年奉召进京擢升户部给事中。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阉党首领魏忠贤专擅朝政，政治极端腐败。朱又焕进京时，阉党正猖獗，大兴党狱，大肆杀戮。满朝文武要么依附阉党，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噤若寒蝉。朝野充塞着一股朝代末的黑暗颓废之风。 朱又焕一上京，便显现出与时相悖的诤臣秉性。他不顾同僚和友人的劝阻，冒着掉头灭族的危险，毅然上了一本《击魏疏》，摘录如下： ……（魏忠贤阉党）以婴孩待皇上，以奴婢待宫人；视阁臣如赘疣，视谏臣如仇寇。忠贤前恃宠作威，其罪大；今之饰非文过，其罪更大。皇上前日念其微劳，令供洒扫，其失犹小；今明知肆横，任其盘据荼毒，其失更大。大臣言则为附和，谏臣言则为烦扰。诸臣解体，皇上乃孤立于上矣…… 疏文直刺阉党直谏皇上，其语言之犀利，令人惊叹，朝中许多大臣都为其性命前途担忧。幸运的是，不久后明熹宗死崇祯即位，阉党事败被诛，朱又焕总算逃过了一劫。 魏党伏诛后，周延儒当政。周延儒与阉党瓜葛甚深，且偏袒不公，朝野多有怨言。朱又焕本只是户科给事，位卑言轻，尽可以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可刚耿的秉性使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周延儒。朱又焕的奏疏再次震动朝野，周延儒因此而被黜。 继而，东林党人文震孟入阁为相。朱又焕与文震孟乃同榜进士（文震孟为该榜状元），两人私交尚好。谁知文震孟上台主政后，仍脱不了明代的朋党痼疾，只要不是自己的朋党门生故旧亲近，都大力加以排挤。朱又焕屡屡规劝不果，愤愤不已。这回，他面对的不是奸党也不是政敌，而是同榜同僚朋友。踌躇再三，以朱又焕的正直刚耿，他不能熟视无睹。于是，他又慷慨上疏，疏文的大意是：东林党人自认为是君子，而不入东林党的人又认为东林党人不是君子。党争之中，到底谁是君子，又怎能说得清呢…… 朱又焕的上疏，击痛了文震孟的私处。文震孟恼怒异常，从此把朱又焕当作异己加以排挤。眼见自己已不见容于文震孟，朱又焕便明智地以患病为由告退返乡。直至文震孟罢相后，才被重新起用为浙江参政，后又调任为广东参政。 朱又焕三上疏，告罢奸党告同门，充分显示了他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坦荡品格。
黄建聪
郑成功的知已、高参王忠孝（1593—1666年），字长儒，号愧两，今南埔镇沙格村人，明末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方志载他“性介慎，不轻取与”。 明崇祯三年（1630年），蓟州漕督致函户部，谓以边储重任，需派一廉慎明决之人共同负责。当时人们口头流传：“蓟州饶衙，主事肥缺”。许多人费巨金，找关系以求此任。可户部尚书推重王忠孝。 王忠孝走马上任时，太监邓希诏坐镇蓟州节制漕运。邓图谋不轨，私自置兵设饷，并屡屡向王忠孝索取粮饷。但王忠孝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屈。邓希诏恼羞成怒，责问：“漕中会没耗羡吗？”王忠孝反诘之：“升斗皆为官物，哪来耗羡？”邓咄咄逼人地问道：“饷司能保无额外之升斗耶？！”言外之意，你身为主办银饷的官员，能没有额外征收，充实私囊？王忠孝闻言，理直气壮地说：“吾戴吾头来也，岂以头易升斗哉！”邓希诏一时语塞。 邓希诏岂肯善罢甘休，他罗织罪名，诬陷王忠孝。恰值次年正月，邓希诏与蓟督争坐次，“忠孝引轨书折之，希诏大沮，乃劾以受吏翁九进赃万计”，朝廷不明真相，下旨锦衣卫缇骑逮至京师严办。缇帅王世盛素闻王忠孝廉名，派心腹将校前往。按时例，犯事官员必要行贿缇骑，否则必遭毒手。然而王忠孝遍索积蓄亦不足十金。该将校谓之“一泓秋水”，竟不受一钱，亦不为难施毒于王忠孝。京师相传以为怪事。 王忠孝入狱后，虽受重刑仍抗辩无挠。都堂和蓟州漕督上疏为其辩冤。邓希诏无奈，复贿户部胥吏，绞尽脑汁，必置王于死地而后快。众人以为铁瓮城难攻。一奸猾胥吏献计说，官仓均有脚价（搬运工价），依例作饷司费用，蓟州储粮三百万，脚价即有数千两之多。依法贪赃十两者即可严治其罪，况且有千百两。尽管他升斗不染，但此项必为他私吞无疑。 邓希诏上疏请予严鞠，王忠孝慨然驳之：“脚以无销，然铢两皆朝廷物，某何敢私，银概贮密云库。”缇帅查后果如所言，抚几长叹：“王公廉洁如此，吾亦何爱一官。”遂据实上报。 都察院王志道以实情上奏崇祯帝，崇祯方知王忠孝于被逮之日，不能具一餐水酒款待缇骑，遂将王忠孝改送刑部办理。刑部初拟流放，户部属僚齐集都门吁请免议，密云州兵民亦成群结队赴京诉冤。朝野之为震动。 后邓希诏谋反事泄，被逮论斩，王忠孝终得洗冤。
阿 婷
明末清初，泉港出了一位配合郑成功举义旗的抗清英雄郑耀星，其人其事至今仍为当地人们所传颂。 郑耀星(1602—1682年)，字计甫，号北枢，祖籍山腰镇荷池村，坝头刘山村人，明崇祯年间举人，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兼内阁中书，加封监军，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得民众爱戴。 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后，明旧臣在南京建立起第一个南明小朝廷，即福王政权。清兵入关后，福王政权覆灭，为恢复明朝的统治，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明残部又分别在浙江、福建两地拥立明藩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建立隆武小朝廷，此时郑耀星被授以“卿进士通仪大夫太仆寺卿”，掌皇帝出入仪仗，本着忠臣不事二主之志，竭力保明朝基业。 但是，把持唐王政权实权的郑芝龙迎降，致使清兵长驱直入。清军一入浙、闽，就开始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东南人民掀起了接连不断的抗清斗争。据史料载，郑耀星曾率众万人伏于道，阻击清兵入侵泉州地界，并以家乡泉港、惠安一带为根据地，领导当地人民进行抗清斗争。毕竟孤军无援，难于久守，况且清兵人多势众，骁勇善战，郑耀星只得退居厦门、金门一带，转战于东南沿海各岛屿，配合郑成功继续抗清。 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之际，郑耀星因病留守金门岛，后病逝于金门岛走马监鞍。
黄建聪
清初，泉港习武成风，中武举者颇众，仅中武解元的就有前黄村黄开先和峰尾刘大用等人。 黄开先自小喜欢舞枪弄棒。长大成年后，身体健壮，膂力过人。其父延请名师教他研文习武。严师出高徒，黄开先昼练武，夜习文，几年下来，熟读《武经七书》，精通十八般武艺。 其母望子成龙心切，听说练武之人只要每天吃5斤猪脚，一定能考上武举人、武进士，还能当官光宗耀祖，便每天精心烹调5斤猪脚，强迫儿子吃下。开始时，黄开先尚能强撑着吃下去，但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就偷偷把吃剩下的猪脚倒掉。后来，他又觉得这是暴殄天物，是极大的浪费，便找来两个乞丐，让他们每天夜半时把吃剩的猪脚悄悄拿走。黄开先的母亲始终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至今泉港民间仍然流传着“一日五斤猪脚三人爽”的俗语，指的就是这个故事。 经过精心培育，黄开先不负父母的期望，武艺超人。一个夏夜，左邻右舍都在屋前的大砖埕上纳凉，突然一只饿急了的老虎窜入前黄村，叼了邻居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便跑，众乡邻一时惊呆了。只见黄开先一个箭步冲上去，挥起掌刃，对准老虎头上连砍几下，又施以一顿老拳，竟把老虎打死，救回小男孩。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月，黄开先赴省城福州参加武乡试。在主考官（由总督、巡抚充任）和同考官、提督等人面前，黄开先三场考试，均得第一名。头场试马射，射毡球，纵马发矢；二场试步箭，均满场喝采。三场试策二问、论一篇，见解独到。因此高中武解元。 后来，黄开先被任命为闽北山区小县沙县知县。其为官廉明清正，勤政爱民，又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造福百姓颇得民心。沙县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先桥”，至今犹存。
庄锡仲
《福建盐法志》载：“明末清初，惠安产盐地共7馆6乡181户，山腰49户”。当时，山腰地区的产盐，至清乾隆后期还是采用“洗卤煎盐”，不是现在的日晒海盐。“洗卤煎盐”的方法，是把近海滩涂上含盐量较高的海泥（显出白色的）刮后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复冲洗出卤水，然后把一定咸度的卤水放进锅内煎出盐，成卤100斤，可煎盐15-20斤。煎盐杂质多，口感苦涩，产量低，而且成本费用高。山腰盐埕建立前，当地人们食用的就是这种苦涩的盐。 清乾隆后期，庄捷轩喜庆五十大寿之际，特地请一位从海山（现在平潭县）来的高明堪舆先生到庄宪备墓地端详。墓穴座落于现在泉港华侨医院盐场分院对面街道的西侧旁边（现已迁移），堪舆先生站在该墓埕上，纵眼东南一片辽阔的海滩，遂建议，应竭尽全力把这大片的海滩开发成盐埕，造福子孙千秋万代。庄捷轩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敬佩堪舆先生的高见。 围海建盐埕是项浩大的工程，在山腰是空前的事业。庄捷轩殚精竭虑，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筹备，于乾隆五十九年春动工围海，每天出动劳力数百人。次年夏，海堤合垅。紧接着完善制盐工艺流程的设备：蓄水池、蒸发池、结晶池（盐埕坎）。在整套设备中最重要一项是，结晶池用硋片垫底，盐坎之间及其四边都是用杉木板隔离。这一环节可以使原盐在结晶时防止污染，产出的盐洁白晶莹，保证原盐的质量。二百多年来，山腰盐长期畅销、名扬海内外的缘因就在于此处。 《惠安县志》载：“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腰……被海水冲坍田地1875.14亩，改筑盐埕1595.77亩，山腰产盐伊始”。关于该记载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在乾隆六十年海水冲坍田地，以后的年代才围海建盐埕；另一种认为在乾隆六十年以前发生冲坍田地的灾害，于乾隆六十年“改筑盐埕” 即“山腰产盐伊始”。1966年8月，文革破“四旧”时，从庄祖荣家抄出《庄捷轩墓志铭》载有“庄捷轩建盐埕于乾隆六十年”，这与县志记载相符。准确地说，山腰产海盐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盐业投产后，只要老天不下雨，日日进财。据说，一天盐业的收入，供兴建望海楼当天所有费用还有剩余。庄捷轩不但成为山腰的首富，也成了当时惠北的首富。
黄建聪 清咸丰四年（1854年），闽中、闽南农民军女领袖邱二娘率义军攻打惠安县城，史称“甲寅之役”，它是邱二娘起义兴衰的分水岭。 邱二娘揭旗举义后，经过一年的斗争，队伍迅速发展成为直接配合太平天国烈王林俊作战的一支劲旅。清政府惊呼：“枫亭大路，弃如异域！”惠安县令王佑庆、惠安县团练局正副局长——致仕户部侍郎庄志谦及举人王忠祯等寝食难安，坐镇泉州指挥镇压林俊起义的在籍御史陈庆镛也坐不住了，急调大批清兵从泉州向惠安西部山区清剿。 1854年3月，林俊率数千农民军南下攻打泉州府城失利。据浙人沈储（署理泉州知府马寿祺的幕僚）所著的《舌击篇》载，当时“逆俊（林俊）令其（邱二娘）攻扰惠安”，为减轻林俊义军的压力，邱二娘决定兵分两路攻打惠安县城。事前邱二娘与各乡义军约定：以烽火为号，一见山上火起，即到县城会合。可惜当天上午大雾弥漫，各乡义军看不到烽火，没有前往助战，加上攻城前不慎走漏了消息，王佑庆等得以防备。庄志谦“督率壮勇，登城抵御”，城厢及四乡绅耆各带义勇，内外夹攻。”邱二娘孤军奋战，用轰城土炮轰击西门，但久攻不下。此时又传来消息，泉州知府马寿祺接获义军攻打惠安县城的消息，立即请总兵钟宝三率军驰赴惠安救援，企图聚而歼之。义军寡不敌众，邱二娘当机立断，拔队撤离，惠安之役遂告失败。这一役，使邱二娘起义军损失惨重，死伤达五、六百人，军师张炉和一些将领，或牺牲或被俘，另有部分或溃散或反叛。此后，义军的斗争便走向低潮直至失败。
黄炳瑜 黄朝栋（1870—1940年）前黄镇土楼村人，是近代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 黄朝栋的父亲黄正元，系清朝光绪皇帝的御前侍卫官。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黄朝栋自小就嗜好书法，时常用毛笔沾水在尺砖上反复苦练，他首先攻练颜真卿笔法，13岁便将颜体的“八大法”模仿得足可以假乱真。自少年至中年（40岁左右）时期，黄朝栋主要模仿颜体楷书，如镌刻在前黄“合隆”古大厝大门两旁的楹联：“东平王格言为善最乐，司马学家训积德当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尽管模仿到家，尚无自己独特风格。 大约42岁至65岁时期，黄朝栋转而苦练柳公权、董其昌、何绍基等名家笔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日臻娴熟完美，如“临水登山真有时乐，养花观书外无俗情”、“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等条幅，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6岁之后，黄朝栋因病腕力大失，书写不能挥洒自如，若非自己十分满意之作，他一般不会盖上印章。 黄朝栋晚年退隐家居，凭借名望，又兼才华横溢，许多钟鸣鼎食、翰墨诗书门第纷纷聘请他书写对联，很多寺庙亦向他求字，因而他的字迹得以飘洋过海，流传甚广，至今许多华侨、港澳台同胞仍将他的字迹视为墨宝，争相珍藏。他书写在厦门鼓浪屿的数处摩崖石刻和惠安科山寺的十几副柱联，镶金描红，令多少游客赞赏不已。本籍书法家柳影中对黄朝栋的书法作这样的评价：“他学泉州探花黄贻楫执笔，四指在外，拇指抵压，字无大小笔力遒劲，有颜（真卿）之雄浑，柳（公权）之劲拔，兼有晋人风韵，字之结构和布局颇有法度。他擅长楷书和行书，作品流传海内外。”
黄建聪
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张永福在《南洋与创建民国》一书中，专篇叙述南洋著名华侨宗教家、革命家、实业家、慈善家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南洋侨胞，冒险掩护孙中山等革命同志的事迹。 郑聘廷（1872—1944年），字席珍，别号石津，泉港区前黄镇坝头下墩人，为南洋华侨中最早赞同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1897年，郑聘廷辞去厦门泰山堂会教职，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翌年转至新加坡，主持丹戎巴葛礼拜堂，创办基督教青年会；1902年，郑聘廷租赁吉宁街38号为社址，创设星洲书报社，藉以“开通民智”，得到星埠名流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大力支持，并吸收他们为社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洋各地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莫不纷纷来社听讲，阅读《图存篇》、《图南日报》等革命书刊。 1906年2月16日，孙中山先生自越南西贡到新加坡，了解到星洲书报社的宣传工作，大为赞许，并嘱咐郑聘廷等人尤要加强宣传，乘机从中物色、培养更多的华侨革命志士。郑聘廷大受鼓舞，从此更加热心宣传革命，引导教育革命同志。之后郑聘廷与张永福、陈楚楠、黄乃裳、陈嘉庚等侨领陆续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郑聘廷利用在教会中的影响，大力引荐革命同志，介绍李境仁、卢礼朋等名教徒加入同盟会。当时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大多先加入星洲书报社，待条件成熟后才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因此，星洲书报社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外围组织。 清政府视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为“洪水猛兽”，屡屡派刺客欲行刺杀。为保证安全，孙中山白天在张永福的晚晴园办公，晚上则到郑聘廷的居所休息。经郑聘廷周密安排，严加防范，使孙中山安然度过了在新加坡的这段日子。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田桐等人先后在星洲书报社演讲种族革命和三民主义，郑聘廷精心组织，演讲会场场爆满，盛极一时。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星洲书报社为南洋各埠书报社设立之嚆矢。孙中山从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受到启发，为使南洋革命风气大增，指示各地组织更多的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和掩护同志的场所。据文献记载，南洋英、荷殖民地先后设立了133个书报社。其中英属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地有83个，荷属东印度有50个。“推其原始，则星洲书报社为先锋也。” 1911年9月15日，鉴于华文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郑聘廷商请孙中山先生共同发起创办南洋中华女子学校，极得孙中山赞赏。该校后来成为南洋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学校。 1912年3月初一日，孙中山回顾十多年的海外倡导革命历程，颇为眷念郑聘廷的特殊功勋，以临时大总统身份，特颁给星洲书报社优等旌义状。文曰： “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颁予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 旌义状名义上虽颁给星洲书报社，实则褒扬郑聘廷宣传革命之巨功。 在郑聘廷的影响下，其长子郑思聪也投身于辛亥革命，为孙中山所倚重。郑思聪后任澳洲青年俱乐部主席兼国民党支部理事，其委任状系孙中山亲笔签名，被郑家视为传家宝。 南洋著名史学家陈育松在《中国近代史“人民运动”的高潮》一文中说：“海外华人革命运动，都通过了和利用了教会的烟幕，来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周旋。（郑聘廷）作为一个传教士，决然站在人民这一边，为正义而奋斗，是难得的……”
黄建聪
高参上人俗姓林，原名亚鸿，绰号“飞天豹”，界山镇岭头海头村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13岁时从师学习少林武功，17岁到惠安清兴寺剃度为僧，法号高参。后到浙江南普济寺拜少林正宗六祖传下的第二房之四十八传门人慧精大师习武。慧精大师平生传授徒弟学习少林武功的只有3人，而入室者仅高参一人。高参勤学苦练，终于成为少林第四十九代传门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参梯航南渡，挂锡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三宝垄三宝洞，再返福州西禅寺。后云游国内名山及南洋、印度诸国。1936年他在印尼设帐授徒，接收释法禅、释成雄、林金聚、庄庆锦、庄顺来等人为徒。所授弟子再传，已逾数万。高参终成少林四十九传在南洋植基第一人。1948年在新加坡双林寺设班传授少林武术。此后，高参及其弟子成立了星洲少华山国术健身社、少雄山国术健身社、槟榔屿少林国术健身社、星洲少镇山国术体育会等，少林武术团体发展到40个。 鉴于以“少”字头为首的少林武术团体已在新、马等地建立甚多，为统一南洋少林武术派系之领导及联络同门感情，时任双林寺方丈的高参和尚乃于1958年创设“新加坡南洋少林国术总会”，会址设在双林寺内。高参亲为该会制定了三十六条会规，以弘扬中华武德，其中有十八宜、十八戒。 十八宜是： 护持正法 遵守师尊 敬重长辈 态度温和 友爱同门 宽怀宏量 尽忠职守 诚实待人 言行有信 知过必改 勤人为善 爱惜物命 抑恶扬善 廉明知耻 慷慨仗义 乐善好施 勤谨习艺 互相切蹉 十八戒是： 背叛师尊 残害同门 杀戮逞凶 盗劫强抢 淫荡胡为 妄言欺骗 两舌造谣 恶口伤人 酗酒滋事 赌钱博弈 骄傲谩人 无理取闹 轻举妄动 为非作恶 逞强纵欲 嫉妒贤能 懈怠放逸 恃强凌弱 在高参主持下，南洋少林国术总会成为南少林第二房四十九传的武术中枢，双林寺也成为“海外少林中心”。 惠安科山“高参和尚莲座”有一联颂其人：“禅传无我，拳绍少林；慈心济世，妙手活人。”
黄建聪
南洋现代著名教育家庄竹林（1900-1973年），山腰镇菜堂人，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获美国密希根大学市政科硕士。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别教官、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襄试委员。 1939年，庄竹林任新加坡中正中学首任校长。南洋各埠侨胞慕名纷纷把子女送到中正中学就学。至1941年学生人数达600多人，为南洋华文学校之翘楚。庄竹林宣传抗战，积极为祖国捐输物资。新加坡沦陷，中正中学也因此停课。二战结束后，庄竹林迅速恢复中正中学，学生数最高峰时竟达6000人以上。 鉴于南洋华文教育的地位，南洋侨界深感必须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以教育南侨子弟。在陈嘉庚、胡文虎捐资办学义举的影响下，以南洋闽侨领袖陈六使为首，于1953年筹办东南亚第一所华侨大学——南洋大学。驰誉世界的作家、翻译家、发明家林语堂受聘任首任校长。1960年，庄竹林受南洋大学董事会的邀请，出任南大副校长，主持校政。他知人善任，调整教授阵容，稳定大学经济，充实各院系，注重学术研究，奠定南大基础，使南大从创办时的文、理、商3个学院9个系发展到15个系。在庄竹林的感召下，新加坡英联军官兵为南大辟高原，浚环渊，建成运动场、游泳池。英联邦各大学一致承认南大为英联邦大学会员，庄竹林应邀参加英联邦大学校长会议和伊丽莎白女王母后盛宴。新加坡共和国也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南大有此声望，实赖庄竹林的苦心经营。 庄竹林病逝时，其同事及学生撰书两挽联以悼之：“立德立言立功垂之不朽；造学造教造士正其生存”；“创中正，长南大，尽瘁鞠躬功在教；施化雨，惠春风，山颓木坏哭同声”。
林明辉
朱汉膺（1908—1983年）是原惠北地区较早投身革命队伍，并一直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先驱者之一。难能可贵的是，越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越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顽强地播撒着革命火种。 1926年，土地革命运动刚在本地萌芽，朱汉膺就领命在山腰前黄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租抗捐，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从这时候起，原惠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他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建立了惠北抗捐大同盟，并组织召开了有武装队伍和几千农民群众参加的惠北抗捐誓师大会，发动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捐斗争。他的家，几乎成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他所播撒的革命火种，在原惠北地区成燎原之势。 1935年后，惠安暴动失利，敌人疯狂地“围剿”革命据点，捕杀革命人士，各级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一时处于低潮。这时的朱汉膺被迫离开惠北，暂时转移到泉州鹦山小学和晋江塔头小学任教。但他毫不退缩消沉，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到泉州晋江，在那里发展党组织，联络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他和何邦基等人在塔头村秘密成立党支部，并建立地下交通站。当时的泉州地区党的领导人李刚、曾炉等人经常住宿于塔头小学。他在塔头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使那里的革命火种很快点燃了起来。 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敌人对共产党人和各级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当时的中共惠安工委曾一度移驻三朱村。朱汉膺的家成了地下交通站，掩护了许多过往的和遭敌人追捕的同志。形势严峻，他既要领导惠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要掩护和迎送过往的同志，还要负责筹措惠安工委的活动经费，负责过往同志的生活起居，肩负的是异常沉重的担子。然而，朱汉膺勇往直前，不仅把惠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还把革命火种播撒向整个惠安。
黄建聪
李温平1912年生于前黄镇古县村，中学毕业后便抱着筑路强国梦，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后取得美国密希根大学运输工程博士学位。“卢沟桥事变”后，李温平毅然回国效力，参加川滇东路、川中公路、东西公路和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滇缅公路）的铺设工程。 中途岛海战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开始修筑自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那到中国境内的战略公路。滇缅公路工务局也在保山成立“保密公路第一工程处”，李温平任工程处副处长，配合美军上校薛德乐率领的工兵团，负责打通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的中国路段。 保密公路须穿越大片原始森林，那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李温平和施工队同仁一起，餐风宿露，白天拼命修路，寒夜中则经常无法入眠。沿途瘴气袭人，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天都有人病死。加上筑路初期，一些地段仍是日军的控制区，无情的子弹时常在头顶呼啸。在古永坝，面对遍地泛着黑泡泥浆的沼泽地，筑路机械根本无法施展，李温平与施工队技术人员苦思冥想，研究出“沉筏换土”办法，方将这一路段修完。在国界37号桩，被一座悬崖峭壁挡住去路，众人一筹莫展。李温平心急如焚，他爬上峭壁，仔细分析石层纹理，决定实行钻孔爆破，连续作战三昼夜后，终于顺利完成这一险段的施工任务。 1945年1月，保密公路胜利通车。李温平和他的工程队，仅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打通了300公里的复杂路段，堪称筑路史上的一座丰碑。通车时有人竖起木牌，上面醒目地写着四个大字：“直捣东京！”就是这条被人们称作“史迪威公路”的军事供给线，从1945年1月至8月抗战胜利的半年多时间，共承运了5万余吨重要战略物资，大约有1万余辆次载重汽车由此驶入中国。它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盟军总部当时授予李温平奖旗以嘉奖，后经薛德乐的提议，又追授一枚美国自由勋章。这枚勋章，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84年方物归原主。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找到李温平，要求他保护好筑路机械，并希望他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建设再立新功。李温平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建国伊始，百废俱兴。获得新生的李温平率领新中国第一支机械筑路队伍——铁道兵第一机械总队开赴黄河之滨的河南渑池，开始修复受战火破坏而伤痕累累的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几个月就将火车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 李温平的一流筑路经验受到各方面的充分重视，他领导下的第一机械总队又是全国惟一的机械队伍。新成立的交通部属下的中国建筑总公司想方设法要调李温平进京任要职。但是，解放军部队有意挽留他继续率队修通至新疆的铁路，于是便扣住了北京催调的电报。直到有一天，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询及此事，才得知原委，即亲自发出一份紧急电报，要求部队立即放人，让李温平进京任职，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此，全国许多重点工程，从抗美援朝前线的鸭绿江边飞机场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官厅水库到武汉长江大桥，无不留下李温平的心血和汗水。
黄建聪
驰誉海内外的侨界巨子、社会活动家庄重文（1912—1993年），山腰后楼人。曾任香港集美校友会永远荣誉主席、香港惠安同乡会永远会长、美中贸易咨询组织香港区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顾问、香港中华厂主联合会会长，著有被称为“香港工业断代史”的《香港工业之成长史》。他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下，一生致力于发展实业，热心社会公益，成就斐然。 1927年，庄重文（当时名庄碧荣）由惠安县立中学转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高级水产学校就读。次年5月3日，为阻止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侵华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它激发了海内外爱国同胞的义愤。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自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募捐援助济南受害群众，并在南洋华侨中开展抵制日货的“杯葛”运动。庄重文等在厦门积极响应陈校主的爱国活动，他们放下学业，到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日宣传运动。岂料事隔一年之后，集美学校当局竟瞒着陈嘉庚，宣布将积极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开除学籍，或送厦门法办，庄重文也在开除之列。陈嘉庚后来知道此事，愤怒不已。 庄重文在厦门岛稍事逗留后，即乘船南渡到新加坡，在华文学校彰德学校和益励学社教书，课余参加新加坡福建会馆，改革新加坡华校的教育工作。陈嘉庚时任福建会馆主席，会馆是他的社会活动基地，因此庄重文得以在陈嘉庚手下工作多年，直接参加陈嘉庚主持的编写新加坡华校教材等工作。 正是在陈嘉庚言传身教下，庄重文大力发展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同时回报社会，大力支持祖国各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先后捐巨资设立“庄重文文学奖”、“庄重文优秀校长奖”、“庄采芳奖学金”等，在泉港则捐助泉港二中和华侨医院等，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纪念庄重文对家乡的贡献，泉港区实验小学便以庄重文命名。
黄建聪
我国高压氧医学创始人李温仁（1914—1999年），原籍前黄镇古县村，是国际著名心胸外科专家。 李温仁一生在医学领域创下了许多个“第一”：是施行肾切除、前列腺切除、骨移植进行脊椎固定性手术的第一名医生，也是全国施行腰交感神经切除术的第一人；首例成功开展全胃切除食管十二指肠直接吻合术，以横结肠代食道手术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先例…… 李温仁在医学研究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是他领导建造了世界上第三台高压舱。1963年，李温仁赴京参加全国医学科学十年规划会议，在大会上大胆地提出要在中国建造世界上第三台高压舱的设想，得到国家卫生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他邀集专家学者，共同拟定了高压舱设计的方案。1963年9月建成了高压舱的主体工程。在试压时，强大的气压使观察窗的有机玻璃受压变形，气流从窗口喷出，险些酿成伤亡事故。后来，李温仁采用高倍显微镜头代替观察窗，经反复试装，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64年4月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世界第三座高气压手术舱。为解决首批进入高气压舱工作要冒生命危险的难题，他瞒着家人到海军潜水艇高压舱里进行感受试验，锻炼在高气压下的适应能力。经过几十次的动物试验之后，同年11月，将高气压手术室应用于临床，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并创造了在高压氧浅低温下阻断20分16秒的国际先进记录，成功地进行了心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涤纶片修补术。此后，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和北京等地，也在李温仁的指导下相继建起了大型的高压舱。 1978年，李温仁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1983年，在李温仁领导下福州重新建造了大型高压氧手术舱和治疗舱，并能在三个绝对大气压下成功地进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1984年10月，李温仁被聘为美国高压氧医学会的国际顾问。
第三辑 胜迹村野采风
名胜遗址雾起岚散，消长多少过目云烟。徜徉于闽林祖墓、南朝古墓、古县遗址等处，一种亘古的幽思和磅礴的正气交相升腾于胸间。无闻之山野村庄，也往往隐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意趣和美丽，其独特人文风采，无疑是父老乡亲心中的阳春白雪。
黄建聪
蚁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涂岭镇与前黄镇交界的蚁山。蚁山又名艾山，海拔161米，周围山丘连绵，是一处花岗岩丘陵地带，由于长期以来不断开采石料，致使山上文化堆积层遭受严重破坏，加上常年的水土流失，所以山坡中、下部的文化遗物已荡然无存，只在山顶才见到乱石之中有多处小面积贝壳堆积，个别地段有厚约30～40厘米的堆积层，但不见成片堆积。贝壳堆积分布范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 蚁山文化遗址陆续采集到的重要遗物大部分为陶器，分为粗砂陶、细砂陶和泥质陶三种，皆为软陶，且这些陶器的陶土大都未经陶洗，质地较为粗糙。其中以细砂陶居多，粗砂陶居次，泥质陶较少。粗砂陶质多松散易剥落。颜色以灰色陶为多，其次是红色陶。以手工制作为主，并通过慢轮修整。多数夹砂陶器内腹部凹凸不平，手制痕迹明显，口沿部多用慢轮修整而成。泥质陶则多为轮制。品种有罐、尊、釜、钵、杯等。其中陶罐有20件，分为长颈罐、双耳小罐。陶尊9件，分为高尊、敞口尊二种。釜4件，钵、杯各1件。纹饰比较繁杂，有绳纹、梯格纹、方格纹、编织纹、叶脉纹、刻划斜条纹、弦纹等，个别器物还在唇、颈、腹部饰红衣宽带状和点状红彩。纹饰多为拍印而成，也有个别器物饰刻划纹。 遗物中较完整的磨制石器有石锛2件，一件身、刃磨制较为粗糙，另一件则浑身磨制。 尊是青铜文化时代较为普遍的器皿。从蚁山遗存中的9件陶尊看，个别器物上饰有方格纹、弦纹，也具有青铜文化的特征。 总体上看，蚁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从其少量青铜时代特点看，蚁山遗址已经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在位于蚁山之北200米的果合山也采集到零星陶片，其中一件陶器为带鋬硬陶折肩罐，细砂灰硬陶，腹饰细方格纹。印纹硬陶片是福建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说福建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在蚁山新石器制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蚁山遗址的大量贝壳堆积，以及陶器上用贝壳印出的种种贝印纹，可以推测采集、渔猎是蚁山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泉港先民通过捕捞、采集便能获得大量天然食物来维持生活。从蚁山遗址出土的石器不多，而且遗址位于小山丘上、地理环境狭小等情况看，蚁山人农业生产在生产生活中仅居于从属地位，尚未脱离原始社会范畴。
黄建聪
在涂岭镇龙头岭下，有一座名闻海内外的东晋古墓。墓葬者为闽、台林姓始祖林禄，世称闽林始祖墓。 据明嘉靖《惠安县志》载：“将军墓在县北十三都龙头岭，有石三簇，前有石冠、石笏，后有石羊、石马，诸峰盘旋，形势特异。”墓址古称温陵九龙岗，故闽林后裔在海外的堂号称为九龙堂。墓前为古代福建官马大道（今为福厦公路），后为九龙山，左为险隘陈同关，右为涂岭汛。登高远眺，可见台湾海峡。墓后群峰竞秀，景色特佳。高大牌坊上书刻宋仁宗题林族诗联：“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拾级而上，墓前有石将军、石羊等，规模宏大的墓龟前立着墓碑、案桌，墓碑中间刻着“晋墓”两个大字，两旁分别刻着“晋安郡王林公”、“诰封贵人孔氏”，一埕、二埕、三埕两边的坊柱上分别镌刻“上下相承同纪载，二千年后万斯年”，“德润丰姿人有异，光增谱牒世无同”，“古今记载难穷尽，一代强如一代隆”等联句。埕壁上一幅幅花鸟腾飞的浮雕，图案精美，线条流畅。左边一块大石头上书有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题“长山世谱”四个大字，字迹苍劲、古朴。 据《闽林大宗世谱》、《泉州府志》和世界闽林始祖文物古迹重修董事会编纂的《闽林开族千年谱》等书载，林禄（289—356年），字世荫，乃殷商忠臣比干第46代孙，曾任瑯玡王府参军，镇下邳（今江苏邳县），因镇压流民起义有功，迁招远将军、散骑常侍，充任广西合浦太守。晋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任其为晋安郡（闽中沿海一带）太守。林禄原为中原衣冠望族，居于“南迁衣冠”之首，因此闽林家族有一副世袭的对联：“中兴姓氏无双谱，南渡衣冠第一家。”林禄先娶清河张氏，生五子：恭、晖、畅、期、雅，时号“五马南驰”。入闽后继娶阙里孔氏，生二子：景、暹。林禄夫妻薨后，林景、林暹两兄弟因当时江淮经苏峻、韩晃之乱后，都邑残破，便葬其父母于涂岭九龙岗。 闽、台向称“陈林半天下，黄郑满街摆”。海内外林禄后裔达数千万人。仅台湾岛即有林姓140万人，占台湾总人口8%强。且林姓远播泰、马、新、菲及美国、日本等国家。明世宗朱厚熄曾御题闽林谱诗以赞：“林姓富贵胜中华，三状四眼六探花。五会七解八宰府，九尚十世作行家。进士三百金腰带，举人一千帽乌纱。贡监生员难屈指，郡州府县水推沙。”可见林姓世代缨簪、科举人才济济。林禄第22代孙女林默娘，被康熙帝封为天后，现被誉为“海峡和平女神”。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坛巨擘林语堂、绝艳才女林徽因、侨商巨子林绍良等堪称林禄之优秀后裔。 台湾各地有36座林氏宗祠。林氏裔孙还在台湾成立“台湾地区林姓宗亲会”和“世界林氏宗亲总会”，分会遍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黄建聪
2000年12月，在山腰镇普安村林场边一处叫“西姑庵”（即尼姑庵）的地方发现一座古墓，根据该古墓造型及砖的纹饰可推测，墓建于南朝时期，距今约1500年。 这一南朝古墓仅被1尺多厚红土所覆盖，洞穴口被两堵对开砖墙所封。系该村村民在挖掘红土时，手扶拖拉车轮陷入墓道而发现。墓为长方形砖室券顶，前有90厘米长的通道，墓室长5.15米，宽1.6米，高2米。墓砖模印有团花、缠枝花、蕉叶、龙、虎、玄武（蛇缠龟）等精美纹饰；有些墓砖还印有一个“吕”字，由此估计墓主人姓吕。墓砖呈土红色，面模印绳纹；砖长42.5厘米，宽18.5厘米，厚6厘米；券顶用的楔形砖的小头厚3厘米，大头厚6厘米，小头部印有蕉叶纹。 墓坐北朝南。墓室前部的下方两壁向外各有一个券顶砖耳室。东耳室已被破坏。墓东西两壁及后壁各有3个约20厘米见方的小龛，共9个，后壁的上部还有一个较大的龛，但部分已遭破坏。墓内已渗入50厘米左右厚的红土。 类似建有耳室的古砖墓，20世纪60年代在南安市丰州镇狮子山脚建设华侨中学时发现过，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墓，曾轰动一时。而在此之前，泉港地界也曾发现过。就在普安村该墓东10多米处，1953年曾挖出一座与此墓相同墓式，砖、花纹也相同的券顶室墓，出土30多件陶瓷器物。有黄绿釉色的盘口壶，大小类型的罐、托杯、水盂等，而花纹砖有龙、凤、莲花、半边菊、蕉叶和圆圈米字形等纹饰。其中敞口托杯和敛口水盂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60年代末又相继挖出数座古砖墓。 福建原为闽越族的家园。西汉初仅设一县以管理闽越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北方移民从陆路和海路进入福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人民大量南迁。此次发现的古砖墓显然是汉人的构建方式，且是较富裕之人的墓。传说这里曾有一个尼姑庵，庵内住着99个尼姑，死后便葬于此处，今仍有一口井叫“西姑井”。 普安南朝古墓的发现，填补了泉南地区、特别是泉港区南朝时期的历史。
杨昆山
罗隐（833-910年），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浙江余杭（今浙江省余杭县）人，一作新城（今浙江省富阳西）人。他秉性聪敏，擅长诗赋，与罗邺、罗虬并称“江东三罗”，名振天下。由于诗句善借物咏志，语多讽喻，抨击时弊，故招致忌恨。《五代史补》载他“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竟然“十举不中”，榜上无名。人情冷暖，志不得伸，给才华横溢的罗横予沉重打击，遂改名为“隐”，放弃功名之念，立志周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借景消愁。 大约在唐咸通（860年）至广明（880年）这段时间，罗隐浪游福建，他入惠的第一站就是云门寺。 据《惠安县志》载，云门寺在添奇铺小溪（今涂岭镇秀溪村）云门山东麓，唐大慧禅师肇基，寺宇有佛殿三重九落，呈梯状构建，规模宏大，寺僧99人。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唐时的驿道从村中通过，小溪桥头设有市井、公馆，那时小溪一带曾是一个繁荣的集镇，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过客。罗隐入惠便于云门寺挂单，在此游山玩水、钓鱼、读书。高僧大慧禅师慕罗隐之名，见面后两人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一起观测研究山脉水流走向和村落地理位置，设想了改造山河的宏伟计划。罗隐居云门寺之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但神奇的传说流传至今。如《小溪 出大鱼》的故事，说是因罗隐的一句话，小溪再也没有见过一条四两以上的鱼。《九月豆会开花 结荚》的故事，也是说因罗隐的一句戏言，导致小溪的九月豆会开花不会结荚。还有一则《骂倒云门寺》的故事，讲罗隐在云门寺期间，因受不了寺僧的欺负，离开时，他咒道：“顶倒下倒，中间留一殿供三宝。”此后，云门寺逐渐坍塌荒废，现在仅剩的只有中间的大雄宝殿等等。 罗隐乃一代文豪，他的涉足，给泉港这片土地平添了一段雅事趣闻。
张家瑜 陈辉麟
在古县一地，尚有不少迹象可以证实古代曾在此建城。 位于古县自然村西向略靠北近4里的寨山山颠，地名叫“城内尾”。城内尾顶端有“城门”、“官厅”称。在古县与下麟尾间白鹭岭下与下麟尾的许厝，早时留有一段城墙，用条石和块石垒了数丈长。城墙是封建社会的象征，一直到了清末还没人去动它，辛亥革命后，城墙石材陆续被许厝人拿去当建材。早时还传闻，社仔岭是西门，石湖岭是南门，雪岭（即世岭）是北门，这些名称、遗迹、传闻，都充分证实古县确曾建过城，而且是东西长、南北窄。西北多山，山不高，而以艾山（蚁山）为最高，海拔161.6米，蜿蜒分两支向东。南支以中间一条小溪由西向东流，而明显分为南北聚居地，各村落都称这小溪是门口溪。北支也以龙田澳溪流向东流，下麟尾以东形成一大盆地。从全部结构看，可以说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县址所在地。 根据《惠安政书》和民间传闻，古县县址应在伏虎岩之东稍偏北，周围都是范围不大，人口不多，杂姓而居的自然村。从西北往东南，亭头有朱、吴，社仔岭刘、郑，东庄、桥仔头有陈、蔡、林、郑，古县有黄、李、詹，下麟尾有方、林、许。北向西，西坝有蔡、吴，龙田有郑、林。往南向西，刘山（留山）有郑、连，溪古有邱、连、郑。而古县附近的坝头、后张、三朱、前黄等都是聚族而居。从杂姓而居也可说明，这是城市留下五方杂处的痕迹。 一个县在古代奉祀社稷神，因此有城必有“社”。古县的社仔就是奉祀社稷神的所在地，这也说明它是县建制的具体标志。 从涂岭折向东到芦朴村，沿东南经梧坑岭、社仔岭、石湖岭，约五里，与从东庄到世岭，路上都铺有不规则的大小石头，这是古代的大路——古驿路。当时水路有距古县北向二里许的龙田澳，早期海水可到这一带，是避风的好港口。这里曾挖出船绳、船舵、证明商船可直达此地。特别是距古县仅四里的坝头（即码头，闽南语谐音叫坝头），目前的七里巷和巷东的石阶，应是海船上下的石路。沿巷再向东有条石、块石砌成的石墙，约十丈左右，这应是大船靠岸的码头遗址。可以看出，古县的水陆交通在当时还算方便，特别是陆路，从驿坂往北八里，有一天然形成的潼关，易守难攻，是较理想的古县屏障。 龙田村村民曾在田中挖出金块锭。东庄周围也曾发现陶瓷殉葬品。这些都说明这里早期可能是繁荣的商业区。 古县李姓世代相传，系大富豪李九官三族亲的后裔，如果这里没有较有利的居住环境，一巨富族亲决不可能轻易迁移到这里居住。 这里还留有两个大而闻名的古寺遗址。距东庄西向半里许，有一座三落双护厝的大寺，不知何因已全部坍塌无存，但寺之规模仍依稀可辨（目前在此盖有一小寺）。寺东有一口六角三宝井，还保存得完整无损。距石湖驿路一里许，有一圆通院，曾有较大规模。 综合各种情况看，这里留下的遗迹虽因年代久远，有的较完整，有的已遭严重破坏。但如果深入进行考察，还能依稀看到古县古迹的一鳞半爪。
阿 婷
泉港区最南端，与惠安东北部辋川镇交界处有一条并不壮观却有数百年历史的堤岸，过去，这里曾是山腰通往惠东南尤其是辋川地界的捷径，如今已用基石水泥加固，用以防潮护田，成为田海交界线。这堤岸就是位于山腰镇叶厝曾炉寺村的铁屎岸。据载，此堤最初是由铁渣堆积而成岸，故如此命名，岸南三百米处有一自然村，亦名为铁屎岸。 早在1976年，原惠安县人民政府组织考古人员对该地进行调查，发现铁渣散布范围达二千多平方米，其中一条约三百米长的田间板车道，即铁屎岸，为大小块不等的铁渣混着泥土而成。因开拓耕地，铁渣埋于田底，耕田时常被犁耙翻出来，在沟渠穿过的断层中，尚可见厚达数尺的铁渣堆积物，并夹杂着稀疏的木炭屑。据说，村内有一户人家曾经保存过一块重五十多斤的废铁渣锭。 铁渣（方言即铁屎）从何而来，由遗址及史料可考，源于宋时冶铁之事。明嘉靖《惠安县志》卷五记载：“宋时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峰前、牛埭俱产铁砂，置冶煮铁，至今尚有遗屑。”同书卷七载：“宋时邑尝煮铁。”可见在宋朝时，当地劳动人民就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向海淘沙要铁开炉冶炼，实现铁器的自供自给及外销。如今多数遗址已毁或无迹可考。铁屎岸一带是迄今为数甚少且保护较好的一处冶铁遗址。1979年，惠安县将该地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为曾炉寺冶铁遗址，又名铁屎岸冶铁遗址。 曾炉寺村旁有曾炉“三宝”寺，寺外农田名为曾炉埭，村、寺、埭均以“曾炉”而称呼，其中缘由或许是宋时有曾姓于此经营冶铁作坊，时过境迁，人们以其命地名，并沿称至今。现冶炉址早已毁，只有曾炉寺内一对清朝光绪年间重修寺宇时留存下来的石柱，以及同一时期所镌的对联“炉火放开天眼碧，山容掩映佛头青”，可让人想像古时曾炉寺的治铁盛况及寺外的风光。
刘秋兴
天湖寺位于南埔镇的天湖山，创建于北宋年间。寺东南有块天然巨型龟石，神形毕肖，蔚为奇观，每逢海水涨潮之际，石龟眼睛即有水珠淌出。相传这石龟乃是真武大帝的肚肠所化。 传说宋朝时杨文广征讨闽南十八洞，在泉州境内，被南埔蜈蚣山蝴蝶洞中的两只雌蝶精布下的“五毒阵”所困。“五毒阵”乃是蝴蝶二妖召集了青蛇、赤蝎、黄蜈蚣和黑马蜂所布的一个毒阵，定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阵内妖雾重重毒气弥天，人一入阵内，即刻昏迷倒地。杨文广对此束手无策，亏得黎山老母请来了真武大帝破得此阵，诛杀众妖，但真武大帝也因毒侵腹而倒在天湖山上。玉皇大帝怜之，掏出真武大帝的肚肠，纳入乾坤袋作肚，捆仙索为肠。真武大帝从此道行更高一筹，以后就巡视天下，平乱除妖。 但被掏出的真武大帝肚肠毕竟已沾仙气，且浸满毒气，并不腐烂，肚子变成乌龟，肠子变成大蛇。龟蛇二妖商议要入江海兴风作浪。蛇妖游得快，只数日功夫就窜到惠安南面的洛阳江去了，致使蔡襄造洛阳桥几经挫折，幸亏临水夫人黑面妈祖陈靖姑奉南海观音法旨斩蛇除妖于洛阳江，蔡襄造桥才得以顺利进行。 再说乌龟爬得慢，就朝北而行，想就近游入南埔湾，岂料爬到山顶，远远望去南埔湾潮水已退，只得顿定兴叹。南海观音已知蛇妖入洛阳江作乱，惟恐龟精又入海兴波，就召来雷神击死乌龟。这乌龟其时正伸长脖子等待潮水，冷不防被雷神一击，龟壳破裂了，疼得眼泪也涌出来，渐渐地化成了一块巨石。千百年来，它的身上仍有雷击的痕迹，脖子始终伸得长长的，大海涨潮时，眼里就湿漉漉的似在掉泪，好像在懊悔当初没有及时入海而遭此厄运。因而，当时此地的村民要去赶海，只须去看看乌龟，便知潮涨潮落。 天湖寺是泉港区一个新兴的宗教文化旅游区，“石龟朝海”不失为一个奇特的风景点，令人流连忘返。
黄建聪
陈同关俗称潼关，位于涂岭镇古驿道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明嘉靖《惠安县志》卷一“险塞篇”载：“元末变起莆田，始寨白水之南……白水寨在白水铺之南，一名陈同寨。”《惠安政书》卷六十三都篇载：“陈同要冲，尤为咽喉，屡有寇乘垝垣，而缮之亦不可缓矣。”清道光《惠安县续志》卷一关隘篇载：“陈同关在县北白水铺之南，距县治四十里，元末乡人筑以御寇。明正统间（1436—1449年）知县闭祯重建以兵守之。地极险厄，两山对峙，中间一路通南北，仅容一肩舆。此行十里即仙游枫亭，有寨在山曰陈同寨。” 由上可知，陈同关始建于元末莆田变乱之时，明正统年间重修，至清道光时陈同寨尚存。 据《八闽通志》等史书载，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福建行省兴化路推官林德隆集合豪霸武装，赶走兴化路判官，被提升为兴化路总管。他和本路同知惠安人陈从仁都是一方豪霸，不分上下；而陈从仁的势力，比较雄厚，就把兄弟陈同的队伍秘密调来，杀死林德隆。林德隆子林珙于次年大集“民兵”，在盘踞泉州等地夷酋苫思丁和阿迷里丁的支持下，诱杀陈从仁。陈同跑到漳州，向兴化路总管罗良乞援，于元月中航海归来，占领惠安县，广征人丁，在涂岭据险筑寨，称为陈同关。陈同得到姐夫柳伯顺的协助，在枫亭打败了林珙军。此后几年间，双方在兴化惠安等地混战不已。其中在陈同关血战多次。 而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潼关是元末明初陈潼称王时所建的说法。说是当时涂岭西青土楼村农民陈潼，在南埔柳厝村落第书生柳榜帮助下，在官路上的山岭隘口筑关设卡，安营扎寨，竖旗称王。他们一面招兵买马，一面沿山修筑寨围（据说寨墙曾经修筑到现在清美村尾厝自然村外的小山包，那里的地名现在还叫城脚）。后来义军在官军征剿下失败，但陈潼关的名称却保存了下来。
黄建聪
峰尾城是泉港历史上惟一的一座古城。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兴经略闽省海防，设卫置所，以防御倭寇侵扰。周德兴亲自巡防全省沿海各要地，兴建诸巡检司，拨民兵防守，分隶于各卫所，以互相策应。并把原设置于沙格的巡检司迁移至峰尾，在惠安知县阎宏的帮助下，营造峰尾城。 峰尾向来为海防要地，惠安海域之门户。它北障沙格，南拒黄崎，与兴化府之吉口、湄洲诸岛互为犄角。峰尾城“控制大海，其巡警守备各画地为界”。原在石狗尾至东楼之高阜处，俗称“旧城”。城垣周围150丈，厚1丈，高1.8丈，窝铺有六，西北各门建兵马司，建城楼于其上。城中有营房30间，供弓兵居住。“借崇武为其捍蔽，而为之声援，内外相犄，其置周密。” 峰尾旧城虽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因其范围较为狭小，只能容纳峰尾巡检司防守人员，且与峰尾村民居分离，不能起到保护峰尾居民的作用，兼以“据高乏泉”，饮水都成问题，一旦城被敌人围困，守城官兵将不战自乱，所以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峰尾巡检司丁某，倡议迁城。上宪批准后，丁巡检及其后任江吉泰即鸠资庀材，修筑新城，此举得到惠安两任知县萧继美、叶春及和峰尾民众的大力支持，移于人口凑集之地，筑造大环城，“广而倍之”，兼容民居。重建的大环城周围300多丈，城墙洞3丈，高4丈，内外砌石，中间填土。城墙上设人行道，阔6尺，设东、西、南、北四大门，女墙五百，楼阁四，挖掘浚沟以护城。并在“旧城顶”制高处筑起烽火台，“斥堠相望”。城外辟有教场，为弓兵训练之用。新城前后历经七年至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建成。叶春及在其笔记中写道：“黄崎拒其南，沙格遮其北，外而掎以击蓼，庶可以固守耳。”“迩年倭人，寻转峰尾而去，习水势者骇之……复有峰尾新城，与黄崎鼎立。合八都（民众）而聚峰尾。”可见在几百年间，峰尾新城起着抗御倭寇和海盗，保一方平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峰尾因商家大兴海上贸易，有“小上海”之誉。因此，引起日寇的注意，多次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1937年秋，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为防暴露目标，实行坚壁清野，令拆除各地城垣。于是当地驻军便拆峰尾城垣之石以筑炮台，雉堞城垛丧失殆尽，只剩下4个城门。随后，峰尾民众又挖城基以筑校舍，新旧峰尾城遂均荡然无存。而今，只留下少许见证了历史沧桑的城基石和“城内”“城外”诸地名供人追忆罢了。
黄建聪
此地筑为寨，坚若细柳营。 山鬼声自灭，壑蛇迹不行。 ——杜唐《咏东坑寨》
明代古垒东坑寨盘踞于涂岭镇东坑、寨后、陈田三乡（俗称内三乡）中心，西通洛江区，北邻莆仙，山径盘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史载其“东坑寨在县西北日曝岭”、“悬崖夹道”、“其险足恃”。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邓茂七率领闽北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南下焚毁安溪、永春、德化等县署。明朝廷大为震惊，连忙派御史柳华巡按福建，通饬各府县严密布防，设立隘门，建筑望高楼和营寨，组织民兵，以镇压义军。东坑寨便是建于此时，与虎窟寨、白水寨并称为陆防之寨。后屡遭兵燹，曾多次修葺。 鸦片战争前夕，晋江散匪聚集旗山，肆行掳掠，惠安知县率兵清剿，东坑、寨后、陈田三个乡的民兵，据东坑寨以助剿，匪患悉平。惠安知县奖赏三乡银牌各一面，并立碑以志，碑文刻有“奉宪联甲，保卫地方，出入相友，守望相助”16字，以资训勉。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民军蜂起，匪类啸聚，三乡百姓恃此寨以自卫。1923年抵抗军阀驻仙游部队，击毙匪首林建邦，歼灭其全军。从此声名大噪，连悍匪汪汉民等亦未敢越境侵犯，因此惠北一带稍得安宁。1926年，有地痞虚报三乡民众屯积枪支弹药，据险作恶，致军阀周荫轩派其精锐部队前来“剿办”，枪杀内三乡群众26人，烧毁房屋二百余间。 抗日战争期间，因此地有险可据，山腰盐署将大量食盐搬屯东坑。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国民党惠安县政府一度拟迁至东坑寨附近的陈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剿匪斗争，涂岭匪患终于成为历史，东坑寨被辟为林场。如今东坑寨早已不再作陆防之用，只有斑驳龟裂、风化剥蚀的寨石，悄悄诉说着当年傲居的军事要位，以及曾扮演过的辉煌角色。
陈华发
界山镇鸠林村清莲庵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68年），原是莲塘畔一民间佛堂，名良德堂。清同治年间，微妙禅师入住，他矢志苦修，大力弘法，事迹传遍泉郡。据庵中历代相传，弘一法师到泉州设“无遮法会”，事毕在返回途中，特往良德堂拜会微妙，切磋佛理。临行观堂前青青莲塘，浮想连翩，题写一副对联：“清池长印月，莲海蜜罗波”，后代弟子为纪念此事，特将弘一法师赠联刻于寺堂门柱上。 微妙禅师后来往福州怡山西禅寺修持，成为西禅寺的重兴祖师；第四任住持兴辉禅师远渡重洋，往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布法，后定居马来西亚建寺普渡众生；第五、六任住持行亮、肃亮禅师本为夫妻，一夜同梦观音送花，翌日发愿出家同修，投在兴辉禅师门下，后来行亮亦云游东南亚诸国，因其佛理精深，先后被邀往印尼名宗地藏殿及关帝庙“护香”重兴，清莲庵与印尼地藏殿、关帝庙同谱记载，皆源于此。 时至民国，行亮禅师在新加坡双林寺任住持，汇款给在堂主持的肃亮禅师，填塘拓建，精塑佛像，寺院面貌为之一新。由于肃亮禅师只收女僧，又为纪念弘一法师题赠联之缘，便取上下联的首字，改良德堂为清莲庵。拓建后的清莲庵规模达三十多亩，范围比目前还大两倍，行亮禅师兴建的其中两列两层僧舍至今坚固如初，该僧舍条石建筑，为近代闽南沿海一带民居风格。当时修建的一个门匾至今还存在庵中，该匾四边蓝底，浮雕花枝叶，四角浮雕飞蝶，中间楷体浮雕“清莲庵”三个镀金大字。为纪念行亮功德，庵内至今还完好保存行亮遗下的铜佛、铜炉、戒珠、经书、佛衣和刻有行亮书写禅联“清风明月临三界，莲座慈云普十方”的石柱。 今天的清莲庵共占地十二余亩，花卉树木郁郁葱葱，殿宇廊庑耀眼夺目，行亮禅师在印尼的谪传三代弟子、印尼棉兰关帝庙法禅、成雄、睿振等热心高僧慷慨出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建大雄宝殿、观音阁、僧舍楼三座大楼。 纵观清莲庵的历史，可谓是近代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佛教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
杨昆山
曾开府七省的张岳（1492—1552年），字维乔，号净峰，今惠安东岭镇人。张岳从小好读书、学问渊博，而且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他与陈琛、林希元被时人称为“泉州三狂士”，常寓居佛寺，读书讲易。 位于涂岭镇西南部的笔架寺曾是张岳少时读书的一个去处。寺前现存依崖构筑的鹿砦护墙及三宝厅，就是张岳在明朝嘉靖年间捐建的。古寺历经千年沧桑，几经坍圮重建，但仍保持张岳始建时的规模式样。 张岳少时家贫，出门连条象样的裤子都没有。某年秋，他来到家居今洛江马甲芦田的襟兄，人称“芦田王”的富户王良家作客。因为家贫，找不到换洗的裤子，他只好穿上老婆的花内裤前往。芦田王发现了很是瞧不起，想当众羞辱张岳一番，便故意当着客人谎称一樽九龙杯丢失，欲对张岳搜身，好使他现出里面的花短裤。张岳识破阴谋后拍案而起，心想人穷志不穷，何必攀附这般无德无行的富人。遂拂袖而去。 回家时，张岳路过笔架寺，见天色已晚，只好投宿寺中。半夜醒来，屋外大雨滂沱，他仰望屋顶，透过瓦缝却能看到天上的月光，心生诧异，觉得此寺不凡，便暗暗发誓：他日若有出人头地时，定要修建围墙，重修三宝厅。从此，张岳离群索居，在笔架寺内穷经苦读，终于在25岁时高中进士，官至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为这处胜迹添了一段佳话。
陈华发
后龙镇涂坑村是省历史文化名村之一，是目前泉州市唯一获此荣誉的村庄。省政府已将其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土坑村能够饮誉八闽，是因为该村不但保存着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群，而且具有醇厚浓郁的人文底蕴。 土坑村的开发应追溯到600年前，当时明朝发生“靖难之变”，给事中陈继之抗节，居于兴化鳌城的贵族刘宗孔因族人与之联姻，恐遭株连，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携眷渡海到今后龙镇土坑村避难。此后，刘氏一族就在土坑这荒原野地披荆斩棘，开基创业，传至第五代培育出一位太学生、主监，至此下传的十代内代代皆有入朝廷为官，可谓门庭显耀。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清顺治十八年，闽南沿海一带奉旨迁界，土坑族人抛田园，弃房屋，流落他乡，家园成废墟。1683年复界后，村南的刘端弘在这次苦难中大开眼界，增长见识，回到土坑后与其子置十八艘船，自海上走关东，经受着种种海上风浪和商场险恶，终成一方巨贾，人称“刘百万”。在他的带动下，刘氏家族的经济面貌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清乾隆年间，土坑在刘百万的牵头下创办了自已的学馆，族人学文习武的风气日盛，从此人才辈出。至今在村民中仍流传着一段关于“刘百万”中兴土坑刘氏的故事。 当时峰尾有一宗亲中榜进士，刘百万特备厚礼前往庆贺，被热情地邀到上席。有人窃问此为何人，一宗亲脱口而出：“这是土坑‘土财主’。”刘百万听在耳里，归去后叹息不已，谓家人道：“有钱百万何用，还是被人看‘土’了。”遂去找村中另一富贾刘端瑜，鼓动其造就人才，重振书香门第。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刘百万办南文武馆“选青斋”，刘端瑜办北文武馆“凌云斋”。“选青”二字语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选青即培植选拔精英之意；“凌云斋”意在激励后辈胸怀凌云壮志，奋发图强。在两文武馆中，学文者免费，习武者每日补助一粒蛋。自此村中书声朗朗，马铃叮当，呈现出一片积极向上的蓬勃景象。 自从有了教育基地，土坑人才倍增，精英代出。据清代谱牒载，中榜进士、晋升仕人者达七十多人。祖祠内牌匾满堂，乡村中旗杆林立。村南有秋甫、吉甫两兄弟双榜进士，村北有开泰、逢泰两兄弟及其侄希颜一门同榜三进士。刘开泰后授任江西南赣总兵，钦赐提督。清朝惠安县共出九个提督，刘开泰居其一。土坑名噪一时，在清末享有邹鲁乡村之称。 土坑刘氏后裔登科晋仕各领风骚，皆荣归故里建造显赫的府第，至清乾隆年间共有四十多座，这些府宅集聚一处，至今保存，形成了宏伟壮观、气势非凡的古民居群。古民居中雕塑种类繁多，姿态万千，泉港古代民间建筑艺术，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和历史变迁，现存有二十七座，大多还居住着刘氏后人，可知其建筑坚实牢固之程度。
黄建聪
位于“北通省会福州，南抵泉州漳州”的古代福建“官马大道”上的涂岭镇，南有古驿站驿坂，北有潼关要隘。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官民商旅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至今，这里尚保留着一条横贯南北的明清古街，鹅卵石铺就的窄窄的、曲曲折折的街巷，土石砌成的房屋，一家挨着一家的商铺，见证了岁月沧桑，弥漫着明清时代风情。 古街南起涂岭中心小学，北至涂岭镇政府旧址，长一公里多，宽约七八尺。保存完整的排水沟和街道，全部用各种色调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砌，五颜六色，圆圆滑滑，颇具特色。鹅卵石是古街构筑的主角，连同那汲之不竭的百年古井，街道两旁的古民居，还有那低矮的露天厕所，一应为鹅卵石所砌，简直就是一道闽南古建筑风格的风景图。 古街中今尚存有一座“陈公修路功德碑”，石碑已被风化，但碑文字迹仍依稀可辨——急公好义的乡贤陈文辉，富而有仁，曾独资修缮泉州古谯楼、惠安文庙。他见南来北往的行旅人等每逢雨季即受污泥四溅之苦，便慷慨解囊，重修涂岭古街。时在康乾盛世之期。由此可见，古街至少已经历了二三百个春秋。 明清时代，那上省城的秀才和上京赶考的举子，那进进出出的官员四抬大轿，那驿站快马的蹄声，那店铺商贩的南腔北调，以及那灯火通明的客栈，相映成一幅繁荣富庶的明清风俗图。漫步古街，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思，一种古风民韵犹存的感受从心底弥漫开来。 目前，古街古建筑保存得较为完整，虽添了两幢民国年间的“红毛灰楼”和两幢新式民居，但整条古街的“古”意形象基本保留，很是难得。慕名前来考察、采风的专家学者认为，只要稍加修复，涂岭古街便是一条活灵活现的明清风情街。
黄炳瑜
前黄镇前黄村西南面，有个村落名叫土楼，村名取自一座雄伟奇特的古民居大楼。这座大楼俗称土楼，又名定楼、黄素石楼，建于清朝乾隆六年（1741年），系黄素、黄堂官父子历时30多年建成的。其主楼为石构方形平顶四合式三层楼阁，构房36间，楼外建72间环屋，共108间正辅房屋，总体结构主次有别，统率有序，恢宏壮观，形成一个取象“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宏伟建筑群。 主楼墙壁的厚度，最宽达1.5米左右。三层是糯米糖水灰墙壁，四面各设有三个大、小窗门。二三层楼内彩栋画壁，共有24格栏杆，雕饰花鸟，堂皇别致。三层顶楼的四面墙角，各伸出一个设有射击孔的哨楼。楼下四壁仅在西面设一拱形石大门，外门之内再设两重门，中门为大铁闸，内外两重则用坚固的优质桧木做门板，外门板包铁皮，以防备盗贼火攻，门上还设有水槽，如果强盗用火攻，从楼内水井汲水可以随时浇灭，足见其防范措施周密严谨。大楼全用方条石砌成，上层使用糯米灰混凝土，也只涂抹表面。楼内上二层，用大方木梁柱隔为房间；屋檐边的每根大柱都是上下相连，二层只用一根，工艺高超。 大楼原为石构，为何称为“土楼”？说法不一。有的说当时大楼叫“定楼”，年长月久，糯米灰混凝土逐渐变黑，看似土壁，因被称为“土楼”；有的说建筑大楼时没有搭架，用土逐层垫高而筑，故称“土楼”。 大楼的主人黄素夫妇，传说因偶然机会得到了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任四川合州知州兼督金使（监督淘金铸金的地方官吏）黄文惠藏匿于地窖的金银珠宝，就向邻村埕边购土地兴建如此结构庞大的楼房，以显示奢富，但又怕招贼引盗，就严加防范。大楼动工不久，黄素去世，由其子黄堂官全盘负责。竣工之时，黄堂官大摆筵席庆贺。席间，一个曾当过盗贼的朋友建议：第三层的四个墙角，应各加修一个稍为外凸的角楼，以作为防盗的枪楼之用。黄堂官以为朋友醉后戏言，并不采纳。于是，这个朋友当场表演，用丈二麻布沾着灰水，顺着墙角攀上楼屋顶，并从屋顶翻到楼内三楼上，把桌上供奉的菩萨装在身上，又攀上屋顶，顺着墙角溜了下来，当面将菩萨交给黄堂官，众人皆惊奇喝彩，黄堂官也惊呆了。不久之后，大楼就加建四个角楼。 这座大楼以其独特的建筑特色驰名遐迩，许多华侨、港澳同胞及旅游者也慕名纷纷前来游览观赏。
陈华发
自山腰街踱进一条满是拐角的小巷，可见一处泉港区域内保存最完好的闽南古民居群座落在闹市之后，像一位老者宽容地注视着现代商业的繁荣和嘈杂。这古民居群中最能体现建筑艺术水平、最具文物保护价值的是小三房下厝和中厝两座古民居，都为皆砖石、木材结构，悬山式屋顶，前面有砖埕，并护以杂石围墙，雍容大方。其中又以下厝最为宏伟美观。 小三房下厝系山腰庄氏第十五世祖庄大东所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建成，比南安官桥蔡氏故居早80年。 整座建筑由东西两座仿皇宫式的三进五间张的大厝构成，俗称“四马拖车”，左右辅以护厝，西面的护厝之侧又一前一后附有武馆和文馆。西大厝宽23米，东大厝宽20.4米，两座大厝共占地1414.84平方米，总计有房间65间，大小天井14个。两大厝主体皆由下厅、中厅、后厅组成，下厅有下厅房、榉头房、前天井，中厅有大房、厅堂，后厅有后大房、后厅堂、后天井、后榉头。古厝的通风采光主要依赖于天井、门窗，以及房檐上的天窗和空气阁，因此如此之大的古厝常年清新明亮，即使是累日阴雨亦不显晦暗。 大厝外墙墙基、墙裙以花岗岩砌筑，上用红砖砌筑，大厝内部以几十根巨木作柱，支撑起宽广的房顶，柱础皆以辉绿岩雕刻而成，有方形、圆形和多边形。托梁是叠梁式，梁上是椽子檩条屋架、双层瓦屋面，上有瓦筒压顶，檐前有圆形和三角形陶制封檐和滴水。由于中厝和下厝始建时临海，这种精巧坚实的房檐结构可有效地抵御沿海风暴。 由于小三房下厝之奢华广大，旧时山腰人笑庄大东“东伯起（建）厝饲蚊”，意谓其房屋人住不完，都留给蚊子住了。没想到百年之间，庄大东、庄大勋两兄弟子孙满堂，这些当时的广厦豪宅正好大庇数代子孙在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安居。如今在庄大东所建的下厝及其堂弟庄大勋所建的中厝里住有后裔20户100多人。居住在古民居的有一半以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生活的富足，儿辈、孙辈们大多在外面盖了小洋楼或买了商品房，而这些老人依然眷恋着古民居。 古民居的各厅堂主要供祭祀喜庆仪式之用，历代红白喜事皆在此操办。虽然大部分后人都迁出去，但重要的红白喜事，如结婚、送终等，还是要回到这里举行仪式。古民居里还有一种独特的民俗：两座大厝的大厅里除了供奉历代祖先，还供奉着一尊保护神，每到各自的保护神生日或忌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如下厝古民居尊奉的保护神是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农历四月二十三是其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下厝房人就举行庆典活动，并请戏班唱演数天，热闹非凡。
陈开登
施厝村与埭头村之间有一条叫西溪的溪流，自南而北逶迤注入南埔湾。横卧在西溪近海口的是一座叫“兰陵桥”的清代石桥。它是旧时“下山”（统指施厝、外厝、沙格、肖厝诸村）通往“顶路”（指今部分界山镇辖区）诸地的必经之地。 兰陵桥长十八米，宽四米二，为三墩四孔石桥，均采用花岗岩构造。桥墩石条犬牙交错，榫合叠扣成船形，间隙铸铅灌粘，表面平滑。墩两头俱作尖形，以分水势。墩上用长石板拼接架铺为路，桥面两侧砌有石护栏。桥头有一座土地神庙——龙山宫，据说当年造桥时建宫以镇水煞，宫前立有“兰陵桥”碑刻。 兰陵桥距今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据《梅峰肖氏族谱》记载：“肖继光，字辉柳，生于前清，诰授奉政大夫。光绪甲子年（应为同治甲子年，即1864年），在施厝建造兰陵桥。”肖厝人肖继光缘何在施厝建桥呢？这得从其妻施氏说起。 施氏系惠北东林铺施厝村人，家住西溪附近。当时西溪一带仍属海界，海水涨潮可流经西溪直达倒桥、外厝、东山等地，船只可以通行。当时，有欲过西溪者，只能待潮退时趟水踩石。这种情况对女人而言尤其不便，当时女人自小裹足，三寸金莲怕湿，皆须靠男人背其过溪，困难可想而知。施氏长年目睹潮起潮落，溪水淙淙，眼见乡人为交通所困，内心无比忧虑。 施氏天生丽质，书织兼通，到了藏闺待嫁的年龄，媒人不绝。她发愿：“若能嫁为贵人妇，誓在溪上建桥，造福梓里。”不久，她嫁与肖继光为妻，果然富贵双全。施氏将心愿告知丈夫，肖继光亦乐为其事。遂雇用工匠，跨溪造桥，于“甲子年梅月”竣工。从此，往来行人再无过溪之苦，乡人赞誉，遐迩传声。 而今，南埔海堤建成，沧海变桑田。随着石化港口新城的开发建设，经受百年风霜的兰陵桥的巨大作用已被溪下游新建的公路桥所替代。只有宫里的土地爷还在对虔诚者叙说着石桥曾经的辉煌。
黄炳瑜
山腰镇顶埭村著名的“阿罗嫂”古大厝，素以“三奇”闻名：大厝以一个女人来命名，这在泉州侨乡乃至闽南各地，可谓独一无二，此为一奇；大厝以其绝无仅有的建筑特色而名扬海内外，此乃二奇；建筑选址奇特，整座大厝有意建在两面临水之处（因这里有一条小河由此转弯而过），底基则布满密密麻麻的木桩，此系三奇。 “阿罗嫂”原名陈贤婀（1893—1969年），她于1924年随丈夫庄阿罗往新加坡谋生，1931年丈夫逝世，临死之前一再嘱咐她，若有积蓄定要回家乡建座像模像样的皇宫式大厝。1946年，阿罗嫂带回90多斤黄金，召集泥水匠、石匠、木匠等，共商建厝事宜。她要求整座大厝建得绮丽壮观，气势非凡，且又通风透气，宽敞明亮；还要求整座大厝建在两面临水之处，又在河旁厝边遍栽杨柳，届时绿荫蔽日，空气清新，红楼绿树蓝天倒影水中。工匠们建厝时充分考虑了她的要求，然而，房屋临水有利也有弊，利在水上运输可节省大量搬运费；弊端在于底基若不牢固，整座大厝则有可能沉陷或裂缝。惠安东岭泥水匠刘齐等师傅采用了“木桩奠沙固基法”，基础极其牢固，此大厝历经风风雨雨50多年，至今不见沉陷或裂缝。 这是泉港最早一座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古大厝，它既融有我国传统的砖、石、木等结构，兼有西方的钢筋混凝土作梁柱、平板等构架，是总称为“三进三间张双护驾楼紧接后院环楼花园”的奇特建筑。又中部皇宫式“三间张”后房顶端“南北丁字楼”、“北护驾楼”等均是中式建筑，大处堂皇富丽，小处小巧玲珑，各具风姿；尤其砖、石、木、白灰雕塑，雕工精湛雅美，极富艺术欣赏价值。南护驾楼顶端“四面迎风凉亭”、“天梯”、“梳妆楼”、“天梯望景台”及“后院环楼花园”等都是西式或中西式结合之建筑，风韵迥异，美仑美奂，别有情趣。 这座大厝原计划建108间，可惜建至99间时，新加坡“阿罗嫂”家的经济突然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再也无能力顾及这座未建完的大厝了。
陈华发 林凤文
界山镇槐山村林氏家庙右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大厝，人称为“大厅大府第”。古大厝共有四落，左右各有三座三开间护厝衔连，另建一座三开间后护厝，整座古大厝内有大小房间132间，天井18个，大石阶30级，目前保存下来的一个厅堂极为阔大，房顶檩子多达36支。古大厝宏大的规模令人叹而观止，虽然屋顶、壁墙经历代修葺，大部分不复原貌，但天井、柱础、台阶和石鼓等至今犹留，见证了当年的奢华。 该大厝宽38米，进深88米，占地约3344平方米，加上大厝前的砖埕和荷池，共有4440平方米。整座大厝规模之大，在泉港乃至泉州地区都极为罕见；而它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66—1486年），建筑年代之久远，亦早于泉港一带现存的其他古民居。 “府第”主人，是槐山林氏九世祖四房林苞。林苞非高官亦非巨贾，只是乡下之一介农夫，以其一己之力自然无法建造如此大厦。槐山林氏族谱载，林苞之二哥林丽，系明朝弘治年间贡生，后授任太平州吏目，《惠安县志》亦记有此事。而林丽之府就在“大厅大府第”之侧，是座“一进三开间”之普通民居。林丽之宅尚如此，应谈不上为其弟盖此豪宅。那么，“大厅大府第”自何而来？ 据后人代代口耳相传，该大厝乃是一位名为陈敬璧（方言音译）的朝廷大员所赠，其由来连带着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传林丽年轻时在今仙游县枫亭镇塔斗山会心书院读书，素与同窗陈敬璧交好。那时陈敬璧已中举人，但家境贫寒，一日特往槐山拜会林丽，打算借些盘缠晋京赴试。经半日风尘，走到槐山村东一块叫“三亩二”地头，遇到林苞，交谈之后，方获知林丽出门会友已有多日，他极为失落。林苞见状，热情邀之进家门，并以丰盛的农家特产招待，陈敬璧早已饥肠辘辘，就津津有味地嚼食起来，竟吃光了一锅焖地瓜、一锅稀米粥和一小坛腌螃蟹。饭罢，他感叹平生有三顿饱，此乃其中一顿，有朝一日定当报答此一饭之恩。吃毕天色已晚，林苞又安顿其在家中住下。林苞本是个乐善好施的农夫，非常敬重儒生，当晚在闲聊中得知陈的来意，遂奉上本想添置家具的银两，陈敬璧极为感动，却一言不谢，翌日告辞而去。 陈敬璧此去高中进士，授任地方官职，因政绩出色，数年之后升迁为某省行政长官。陈一直想报答林苞“雪中送炭”之恩，此刻时机成熟，便千里迢迢将林苞接到其在任省份的官邸之中，待以兄长之礼。林苞一住便是三年，这日二人沽酒聊天，不觉醉去，同睡一床。夜半陈起来小解，正好林苞亦有尿意醒来，陈小解完毕，顺手帮林苞提尿壶，等林苞溺完，才放回床下。不知为何，林苞第二天便大病不起。后有命理先生说，林苞一介农夫，命脉轻薄，承受不起朝廷命官为其提尿壶之福份。之后林苞百医莫治，病情日益加重。他自知捱不过此劫，执意要求归乡，陈敬璧只好许之。 归来后，林苞发现旧宅后门自家的田地上巍然屹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三落豪宅，大厝之前还用条石砌起一个大水池，池中荷香飘逸，大厝四周还筑起围墙，花卉满院。邻里乡亲纷纷祝贺其在外地发了大财，汇款回家建此豪宅。林苞这才醒悟过来：陈敬璧以他的名义汇款建了这座大宅院。不久，林苞终因病逝世。这座宅院也就伴着一个“农夫与大官”的传奇故事，流传在后代乡亲的自豪与崇敬中。 由于历史变迁、世事沧桑，槐山“大厅大府第”经岁月的侵蚀和历史的动荡，屡屡修补。据说在明嘉靖年间的倭寇犯境和清初的截界迁民中，就受到两次巨大的破坏。如今，大部分墙壁和屋檐因多次翻建不复当年模样，围墙亦墙毁垣尽，但墙基界址依然清楚，外墙四角的四个大茅厕，尚有遗迹可寻；而那个约三百平方米的石砌荷池，每至夏季，依然荷叶亭亭，清香四溢。
陈开登
南埔湾畔的柳街中，曾矗立着一座奇特宏伟的石构建筑“圣旨牌”——柳街石坊。 石坊建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通体采用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垒砌而成，主人系柳厝村肖、郭两氏。石坊约高八米，长五米，由四柱、三门、三层楼阁组成，建筑精细，雕饰艺术高超。石柱琢磨得平滑如镜，梁枋、匾额、斗拱等雕刻精美。第一层中间铭刻坊主人的生平事迹，周围镶龙、凤、麒麟等图案，栩栩如生，神态逼真。第二层为匾额，镌刻褒义词以宣扬坊主美德。第三层正中嵌着“圣旨”字样的牌座。 讲起柳街石坊，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清光绪年间，柳厝柳芝兰有兄弟八人，柳芝兰早逝，其妻肖氏孀居抚孤，子柳财贵娶妻郭氏，生孙。财贵因生意不顺不幸客死福州，郭氏亦守身尽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氏又殁。惟肖氏零丁一人，含辛茹苦抚育裔孙。 宣统元年（1909年），肖氏小叔柳春花与邻村林某发生矛盾，被强行掳去，欲勒诈赎金。柳族势弱，推荐秀才柳祖梅赴京伸冤，求于当时莆田人、监察御史江春霖（1855—1918年）。 据说那天柳祖梅到江府参拜，江御史正于堂中品茗，得知有乡亲来访，起座迎接。碰巧离座那瞬间屋梁突然掉落，正砸在座椅上。江御史吓出浑身冷汗，半晌才从惊骇中回过神来，连称怪异，道：“今日若非先生造访，我命休矣！”“此乃凑巧，实为大人洪福。小生来京另有要事扰求大人。”祖梅便将来意禀告。江御史深表同情，决意严查不赦；同时也被肖、郭两氏孝节两全之举所感动。古人迷信，以为天地有变必有冤狱应当鼎力相助。江御史说：“肖、郭两氏乃尔族之美德，亦吾郡之楷模也！当立坊旌表。”祖梅忙俯首称谢。翌日，江御史禀奏朝廷，柳春花之事状转刑部，并获旨旌表肖郭两氏，允立坊褒扬，名垂后世。 柳祖梅返乡，春花获释，族人即遵照圣旨捐造石坊以宣扬肖郭两氏之孝节美德。据说石坊建成后，凡骑马经此者，皆应下马而过。更离奇的是，凡鸟屎落于坊上，天必下雨。民国时，山腰人庄医生（名字不详，基督教徒）在石坊边开西医诊所，为试灵验，故意将乌鸦绑在坊上，乌鸦烦燥不安，整天不敢拉屎，最后撞死于坊上。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石坊于“文革”间惨遭毁废。现存有石狮八只，麒麟、花草图案浮雕若干方，边柱两根，中柱半截，柱联残存“千秋”“万代”四字，断匾一块，一面有“双旌囗囗”字样。落款为“户部郎中都察院御史叶题雁，礼部郎中林栋。”另一面为“孝节囗囗”“宣统辛亥年三月吉旦立”字样，其余构件流失殆尽。现今柳街石坊只能从废颓中依稀可辨，但它是柳街人的荣耀，也是泉港罕见的牌坊遗存。
连力东
南埔岭口和坝头连姓是同族同宗，当地人称其为“坝头仔”。这里面有个缘故。 坝头连氏六世连宗敏娶南埔村林氏为妻，新婚不久，一次林氏从南埔回坝头夫家途经岭口时，看到一只母羊在产仔。母羊站起趴下，反复折腾，痛苦地哀叫着，使她不寒而栗，暗想：人生孩子也定会如此痛苦吧！心中骇怕，就折回娘家。任夫家怎样请都不肯再回去。 日子一久，连家只好托媒与下江村的江氏订婚。择日送聘礼到下江时，女方却以不当二房为由拒绝接受，任凭两个送礼人怎样恳求都不予理睬。无奈之下，两人只好把聘礼挑回。 和下江相邻的赖厝村有蒲姓父女在戽田水，看到他们刚挑过去的礼盘现在又挑回来，还叽哩咕噜地发牢骚，觉得奇怪，就问他们何事。两个送礼人正满腹牢骚无处诉，见问起，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倾诉，并愤愤不平地说：“本想今天来此当上宾喝酒吃肉，不想磨了半天嘴皮还要挑着这重担回去。我们连家有此子婿坯，不怕娶不到媳妇！” 蒲父听了，心中有了主意，就私下向其女儿说：“你也这么大了，看此情况连家各方面都还好，不如我们把聘礼接过来，你嫁给他吧！”女儿当面听说连家的情况，心里已有几分愿意，就说：“你做主吧！”于是蒲父就向送礼人说：“我这女儿你们看怎样，如果行，这礼盘我收，跟我回去喝酒吃肉！”两个送礼人是宗敏的叔辈，对侄儿的婚事也能拿几分主意，看这女孩端庄贤淑，稍商量后就随蒲父把聘礼送往蒲家。 此事立即传到下江，江家听说蒲家收了聘礼，就赶到赖厝要争回盘担。双方争持不下，这两个送礼人见状就向他们说：“别争了，我们马上赶回去再送二担相同的聘礼来，把两个女孩一起娶吧！”于是就赶回家再送去一份聘礼，挑了个黄道吉日把江氏和蒲氏同时娶回，江氏居大，蒲氏为小。过了几年两人各生了两个男孩，家世兴旺，其乐融融。 再说南埔村的林家也是一个殷实的大户，见女儿既然不肯到连家，就让她同几个女伴在家学刺绣做针线。这一年老父做“大生日”，坝头的女婿依礼前来祝寿。林父就暗中吩咐与女儿同卧的女伴当夜不要来。当闲谈至夜深时，老丈人硬把女婿推进女儿房中，并把房门反锁上。 经此夜同房，林氏怀孕了。当时连宗敏已有二妾，林氏不愿回坝头同住，林父就把岭口的一片土地给女儿当嫁妆，宗敏就在那里建厝，让她带着孩子在那里居住。于是就繁衍成为现在的岭口村。
陈振峰 峥嵘村地处湄洲湾南岸，距峰尾镇区0.5公里，背海临山，山水环绕，风光独特。西有山头岭，东倚黑金沙海畔，产业结构多样，以农渔业为主，耕地千亩。滩涂养殖以牡蛎为主，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货物运输已有一定规模，运输船最多时达四十多艘。 据史料记载，峥嵘村在明、清至民国中期称前营村。为何称“前营”，后来缘何更改村名，其中有不寻常的掌故。 据清嘉庆《惠安县志》之“兵制海防”载：“前营防守府城，并惠安县地方，分防县城，辖汛二塘七……拨驻峰尾汛兵五名”。明代“崇武千户所及峰尾、黄崎、小乍、獭窟，有官军、弓兵以防守沿海之地”。以此可见，明清年间峰尾曾驻防兵营，兵营驻地就是在峥嵘村南边的下蔡口（即今峥嵘村澳仔口）。因弓兵统属前营调遣，当地百姓顺口称其前营兵，久而久之，就将兵营驻地称作“前营村”，其意应为“驻扎着前营弓兵的村庄”。因“前营”与当地口音“争赢”相近，也有村民以为含有好斗之意，有伤和气，故以谐音“仁营”称呼。 晚清至民国，前营村三四十年间没有出过一个较有才华的文人，民国初年全村甚至没有一个高中生。且地处偏僻，人均耕地少，海产不丰，经济不景气，村民大都贫困，常因某些小事引起意气之争，户与户、房对房常有械斗对打之事，大伤乡亲和气。1941年，年仅18岁的村民郑德才在外求学回乡后，目睹当时“前营村”文风不振的现状，经深思熟虑，提议将“前营”二字改为“峥嵘”（当地口音两个词发音相同），寓“不平凡”之意。希望借高雅的村名，激励村民奋发图新，提升素质，以求增进福祉。他的提议获得村民的一致认同，经层层报送至惠安县政府备案，于是改“前营村”为“峥嵘村”。 更改村名后，适逢新中国成立，神州气象更新。如今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峥嵘村紧跟时代步伐，全村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改善，村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也显见提高。郑德才于1945年到台湾参加接收警务工作，1990年曾与旅新乡亲合资扩建峥嵘学校，他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既寄予愿望，也作出了贡献。
肖美辉 黄建聪 庄一平 林宗华
（一）因姓加“厝”而名 该类地名以本地聚族而居的大姓后加“厝”字命名。“厝”意为“停柩”。引申为停柩的地方，在闽南，这种停柩的地方叫“大厝”，即“祖厝”、“祖屋”，是先祖早年开家发业的地方。随后代的不断繁衍，各村就以姓氏加“厝”字命名。柯厝、邱厝、柳厝、刘厝、钟厝、叶厝、郭厝、肖厝、施厝、许厝、黄厝、卢厝、麦厝、庄厝等村是典型的代表。如： 柯 厝：明代，柯氏先人从莆田迁此建居，以姓氏取名柯厝；清时，因此地盛产海蛎（俗称蚵），故得名蚵厝，1985年复称柯厝。 潘 厝：宋末潘氏先人从河南迁此建居，以姓氏取名潘厝。 方厝、林厝：古县村的方厝自然村以方姓得名，林厝自然村以林姓得名。 （二）因姓得名 陈庄、夏卢、东张、前烧、吕罔寨、吴曾池与涂岭，属于因姓得名的地方。 陈 庄：庄姓与陈姓两族在发展繁衍中成为本地大姓，加上在相互来往中关系逐渐密切，如同一家，所以合称村名为陈庄村。 夏 卢：为原夏、卢两姓杂居得名，后人渐渐误传为“下卢”。 涂 岭：现在的涂岭镇是早年通往福州的古道，过往客商因“涂氏兄弟在岭上居住”而把这个地方叫为“涂岭”。 东 张：据传，古时董、张二氏村民先后迁此定居，以姓氏取名董张，不久衰败外迁，陈氏村民从莆田阔口迁此建居，仍称董张，后音讹为东张。 前 烧：据传古时钱、肖二姓村民先后到此定居，以姓氏取名钱肖。后二姓衰败外迁，许、吴等姓相继迁此，仍沿用原村名，后来当地方言把“钱肖”误传为“前烧”。 吕罔寨：吕罔寨位于涂型村委会后厝村之西侧，据传，元末明初期间，有个姓吕名罔的武夫到此山上建寨称主（原寨内宅第及寨门尚残存），故得名。 吴曾池：古时，姓吴、姓曾两户人家共住于此地，并同在宅前挖一池，故名吴曾池。 黄 田：据传古代黄氏村民到此定居，沿溪两旁开垦田地，故得名黄田，因遭匪患兽害而外迁，后来陈、赖、许、吴等姓村民相继到此建居，仍沿用黄田这一村名。 西 吴：据传古时吴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塔山之西，故得名西吴，因弱小受欺而外迁，后来连氏村民到此建居，仍沿用此村名。 此外，另有后张、前黄、前郭、后陈也属以姓得名。 （三）因山川得名 羊角山：因该地有座山坡，山坡有两块巨石，巨石弯如羊角，故该山被称为“羊角山”，村庄就随之被称为羊角山村。 狮 东：取其境内狮山与主村东吴的首字命名为狮东。 凤 安：因此地有座凤山，故取其凤字与主村安兜的安字命名凤安。 后龙港：古时此地有个港湾，后来陈氏村民从后龙村析分于此建居，故名。 象 狮：因村边有两座山，其状如大象和狮子，分别得名为“象山”和“狮山”，古时建村时也就因此取名为“象狮村”，今方言谐音为“上西”村。 荷 池：因村前有一个大池塘，该池塘状如荷叶而被叫为荷池。 槐 山：宋孝宗年间，迁于此地的始祖瑞公好植槐树，村前槐树茂盛，村南有格头山，故取“槐”和“山”称为槐山。 惠 屿：此为一岛屿，因横亘在湄洲湾上，犹如屏障，故得名横屿，后来肖厝村民析分于此建居开发，形成一村庄，因属惠安县辖管，改称惠屿。 塘 头：古时，蔡氏村民迁此建居，因村前有口大池塘，以地形取名塘头。 秀 溪：因此地系山谷间一坑垄，中间有许多小溪流，故名小溪，1981年雅称为秀溪。 模 柄：古时，此地一小山丘形似器皿之柄，何氏村民从辋川钱埔村迁此建居，故取名模柄。 凤 林：因此地有座凤山，树林茂盛，故以此命名凤林。 联 岩：此地有座岩山，其周围有村庄相联环抱，故命名联岩。 鸢 峰：此地有座小山丘名叫“鸢山”，民国时在此设鸢山保，1949年冬与辋川五峰合并命名鸢峰。 笔架寺：因山上有三个峰峦，形似妇女之头髻，后来惠安知县陈永年登上此山观赏风光时，把三个峰峦比喻为“文人投笔之架”，从此改称为笔架山。山之顶部的仙公寺，因山得名，叫笔架寺。 菱 溪：古时，因村中溪上游“双峰对峙，相敌不相让，中束一水，贴然而过，形似菱角”，故得名菱溪。 凤 山：因村落处在凤山之旁，故以山命名。 割 山：古时此地有座小山头叫鹤山，陈氏村民迁此建居，以山取地名，后因方言误传为割山。 东 山：此地有座小山头叫东山，古时刘氏村民从涂坑析迁于此，建居在东山缓坡地，故以山得名。 （四）因物得名 这类村名源于村中颇具特色或较有影响的事物，如： 樟 脚：因村子里有一株树龄约七百年的大樟树，爬到树上，村子就如在脚下一般，故而得名樟脚，意为樟树脚下的村子。 白 井：因村中有白氏祖上建造的一口精致的八角井，人们把这口井称之为“白井”，村子也因这口井得名。 后 楼：此处古建筑望海楼俗称后楼，此地便因望海楼而得名。 奎 壁：因村中有两块大石头，状如龟和鳖，被名为“龟石”和“鳖石”，建村时称“龟鳖头”村，现雅称为“奎壁”村。 菜 堂：当年此地有一尼姑奄，当地方言称为“菜堂”。 虎 石：因早年村子前后有两只石虎而得名。 仙 仔：古时此地风景秀丽，宛如仙境，故建村时命名为仙境村，后谐音为仙仔村。 土 楼：因村中有座大楼叫土楼（黄素土楼）而得名。 屈尺厝：当年开家之时所住的房子相交成九十度角，如同屈尺。 石 桥：当年通往该村的主道用石板铺成，道路底下沟多，此石板路如沟上之石桥。 柯寨、下寨：古时，此地山峰有个寨，后来柯氏村民迁此建居，称为柯寨，后因人丁繁衍，析迁建居在寨之下端，故称下寨。 大 路：陈氏村民从仙游牧鸭到此定居，因当时建居在大道之旁，故得名大路。 东 亭：古时此地有座毓英亭，后来陈氏村民迁此，东面有亭，故称东亭。 下 朱：古时，朱氏村民迁此建居后，建座霞珠宫，村也得名“霞珠”，明时因倭寇侵扰而被毁灭，后来林氏村民到此建居，沿用原村名，渐渐又被方言误传为“下朱”。 十八社宫：元代，陈、林等姓村民从莆田迁此建居后，由18个姓氏族人合建一座宫庙，定名为十八社宫，村以宫得名，今又命名为先锋村。 天 竺：因此地有座古寺庙名叫天竺寺，故以寺命名天竺。 西 枫：古时，郑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外厝村之西边，故名西边，后因村旁有棵大枫树，改称西枫。 上 楼：古时林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峰尾半岛西南侧上端，因村中有座高楼，故得名上楼。 前 埕：古时，陈、庄二姓村民从永春先后迁此，建居在一大荒埔地，其村前开辟为晒谷埕，故取名前埕。 安 兜：据传，古时此地为一澳头，连氏村民迁此，建居在澳头旁垵坂地，故以地形取名垵兜，后书写简化为安兜。 大 厅：古时，连氏村民由仙游盖尾迁此开基，建一座祖厝大厅，逐渐繁衍发展成为一大村庄。 红 库：古时，此地有一坑垄，每逢山洪冲刷，其坑内均为红泥水，故称之为红矿。郑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坑垄之旁而得名红矿，后来当地方言误传为红库。 龙山宫：古时，郭氏村民析迁此建居在塔山头之东南，靠近溪流之处，为祈求平安吉祥兴旺，建造宫庙，取名龙山宫，地以宫名，亦称龙山宫。 大雾山：因山峰高大雄伟峻峭，山巅常见云雾缭绕，故得名大雾山，又因顶峰较开阔有小台地形似一帽，亦曾称为大帽山。 涂 坑：明代，刘氏村民从莆田涵江迁此，建居在坑垄缓坡地，故取名土坑，后改“土”为“涂”。 锦 川：此系庄氏村庄，位于坝头溪畔，川流不息，民国时命名锦川。 官 路：村中大路是古时通往县城的官道。 外 厝：据传古时此地桦树甚多，后来林氏村民从莆田迁此，建居在桦树之旁，故得名桦厝，后因当地方言误传为外厝。 田 墩：古时，连氏村民析迁于此，建居在一大田洋之土墩处，故得名田墩。 松 园：古时，此地松树茂盛，曾氏村民迁此，建居在松林之旁，故取名松园。 小 坝：古时此地溪流有个小水坝，后来出、陈二姓村民相继迁此，建居在此坝之旁，故得名小坝。 溪 墘：村庄位于坝头溪边沿而得名。 （五）因历史事件得名 即因该村历史上曾发生值得纪念的事件而得名，如： 东 吴：古时，吴氏村民从莆田东吴村迁此建居，仍以原祖居地定村名。 岭 头：古时，林氏村民从莆田岭头村迁此建居，沿用祖居地村名。 前 黄：古时，黄氏村民从莆田前黄村迁此建居，仍以原祖居地定村名。 南 埔：宋朝理宗时，莆田有一林姓官员在广州为官，期满返乡，路过此地时见此地风景奇异，决定在此定居，根据王勃《滕王阁序》中“画栋朝飞南浦云”中的“南浦”给该地命名，后谐音为“南埔”。 世 上：明时，该地先祖从惠东张坑迁此，据说迁徙原因是被人所迫，为了让后代子孙记住这事，该村命名时被叫“徙上”，后方言误传为“世上”。 驿 坂：该地是古时通往福州的官道，明洪武年间设立驿坂铺，置邮亭，供往来官员憩息和供急递文书等专用，所在村随之被称为驿坂村。 鸠 林：原来的九峰乡在上世纪50年代时大乡分小乡，因该村有14个姓聚居在一起，村东北有一座小山丘，丘上树木枝繁叶茂，引来大片鸠鸟在此盘旋，故命为鸠林村，意为诸姓杂居和睦相处。 古 县：古时曾建县于此，宋朝太平兴国年间，晋江县拆设惠安县，县址迁到螺阳，该地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名为古县。 香芹、张芹：宋时蔡氏到此地定居，给该地命名时因蔡与菜同音，又认为芹菜最香，故名为“香芹”村；后又有张姓迁此，相仿把村子又命名为张芹，所以该村既叫香芹，又称张芹。 先 锋：因五十年代把此地零散的十个村落合并创办一个农业高级社，命名为先锋，名称沿用至今。 芦 朴：明代，黄氏村民从张坂迁此定居，因村民住庐屋，生活艰苦朴素而得名“庐朴”，清代谐音为“芦朴”、“路朴”，后误传为“路打”；另有一说，黄姓迁来时，以打铁为生，故得名为“炉扑”，后方言谐音为“芦朴”、“路打”。 涂 型：古时，陈氏村民从樟脚梨岭迁此定居，因烧砖瓦建大片晒坯之土埕，故以此得名土埕，后谐音为涂型。 前 欧：据传古时钱氏村民迁此定居，以烧陶瓷瓯碗为业，故得名钱瓯，后因遭匪患而外迁，出氏村民迁此建居，仍沿用原村名，后因当地方言谐音为前欧。 清 美：据传古代此地是个澳头，筑有仓库，后来潘、黄二姓村民相继迁此定居，村建在码头仓库之尾端，故得名仓尾，后来谐音为村尾，民国设保时，方言雅称为清美。 五 社：1955年此地五个村庄成立五个农业社，1958年公社化，五个社组建一个大队，命名为五社大队。 诚 峰：早年此地设诚实、诚忠二个乡，1958年公社化时，取诚字与峰尾之峰字命名为诚峰。 诚 平：原名诚朴，于1956年建立农业合作社取名诚鹏，1958年改称诚平。 坑 内：1982年与凤安大队析分另置大队时，取顶坑内、下坑内之坑内命名。 三 朱：据传民国时，因民事案，朱氏三个村各被捕一人，县衙传讯“三朱”而得名。 普 安：古时，张氏村民从莆田迁此，建居在多墓葬的荒埔，村民难以安宁，故倡导“普渡”，祈求平安。村则以此得名普安。 潼 关：元时，地方武装首领陈同，曾在此古驿道隘口筑关修寨，驻扎兵营，故称陈同关，后称潼关。 新 厝：早时，吴氏村民从草垄村析迁于此，另建新居，故称新厝。 新 宅：古时，唐氏村民由江西菜宅迁此另建新居，故取名新宅。 肖厝港：古时，因沙格村开发较早，此处曾统称为沙格澳，后因萧厝崛起，海事繁荣，名盖沙格，遂得今名。 华侨桥：1963年，界山籍华侨筹集资金，在原龙马溪与南枫路交叉处建一座石拱桥，名叫华侨桥。 新 村：1958年兴建泗洲水库时，迁库区人口至一公里外的涂岭镇涂岭村辟新居，取名新村。 （六）以方位得名 南 庄：古时，此地有两个埭，以方位称为南北埭，后来村民迁此，建居在北埭的称北庄（今仙游县枫亭辖），建居在南埭的称南庄。 界 山：因此地原系惠安与仙游山峰交界之处，故命名为界山。 楼仔下：古时，陈氏村民从莆田阔口迁居于东张，明末析迁于此，建造一座小楼房，后因人丁繁衍，村落向此座楼仔之低处拓展，故得名楼仔下。 仑 头：古时，陈氏村民从沙格迁此，建居在仑峰山东北侧的海头，故取名仑头。 埭 上：古时，陈氏村民从仙游迁此建居，因村庄建在围垦埭之上端，故称埭上。 园 头：古时，此地为坑坡园地，吴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园地之前端，故取名园头。 汶 阳：古时，此地为山洪、溪流冲积地带，吴氏村民迁此定居，修堤治理此地成为一片田洋，取名汶洋，后因位于山岭之东南，而改称汶阳（山岭之南谓之阳）。 洋 内：古时，吴氏村民从后宫村析迁于此，因建居在汶洋之内侧，故名洋内。 溪 头：此处为打珠溪之中游，古驿道从此经过，架桥一座，后郑、王、潘等姓村民先后到此建居在此溪桥之前端，故取名溪头。 路 口：古时，此地为交通要道之十字路口，陈氏村民从辋川后坑村迁此，建居在路口之旁，故得名路口。 丘 后：古时，黄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小山丘之后，故得名丘后。 坑仔底：古时，陈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小坑垄内侧缓坡地，故得名坑仔底。 后 田：古时，刘氏村民从涂坑村析分于此，建居在一片田洋之前端，因后有田洋，故取名后田。 后 墘：古时，刘氏村民从涂坑村析分于此，建居在溪边前端，故以地形取名后墘。 田 头：古时，陈氏村民从金陵迁此，建居在溪洋田之前端，故以地形名田头。 田 里：古时，陈氏村民迁此建居在坑田坂地，四周被田地包围，故得名田里。 北 头：古时，郭氏村民迁此建居，后人丁繁衍，村庄拓展，故以角落称名，此为郭厝村之北端，因而得名北头。 前 亭：古时，陈、房二姓村民先后从莆田阔口（一说从今界山镇玉湖）和山东清河县迁此定居，因陈氏村落在前，故得名前陈，后谐音为前亭。 后 山：古时，刘、黄等姓村民相继迁此，因后有烟墩山，故取名后山。 下坑内：古时此地有大坑垄，清代连氏村民迁于此，建居在坑垄内侧之低处，故称为下坑内。 凤 阳：早年，连氏村民迁居在凤山东南侧，故命名为凤阳。 后 厝：早年，连氏村民从大厅村析迁，建居在大厅之后，故得名后厝。 凤 北：1961年与凤阳析分另组建一大队时，取其在凤阳村之北而命名凤北。 凤 南：1961年与凤阳析分另组建一大队时，取其在凤阳村之南而命名凤南。 顶溪西：古时，陈、任等姓村民相继迁此，建居在菱溪下游之西垵坂地，故称溪西。后因村落拓展，又以地势高低分为顶、下溪西。 寨 后：古时，此地北山岭上筑一寨，后来吴、王、郑等姓村民迁此，各自沿此寨之后坑谷缓坡地建居，故得名寨后。 峰 前：位于鲤峰之前而得名。 山 腰：位于塔山之腰而得名。 峰 尾：岩峰延伸至海岬，即岩峰之尾，故称峰尾。 灰窑脚：建在灰窑脚下而得名。 岭 脚：村子位于长岭之脚下而得名。 （七）以传说得名 沙 格：沙格村始于唐，兴于宋，因村后有沙质堤岸，旧称“沙堤”，潮水常漫过沙堤淹没村庄，后来王忠孝率村民增固沙堤，以隔开海潮，故民众称村庄为“沙隔”，后方言谐音为“沙格”。 白 水：传说“开闽王”王审知的妃子黄厥，即“臭头皇后”，有一日途经该地，到溪边洗手，由于心情欢畅把水扬了起来，水花洁白清滢，如珠洒落，她便高兴地说“白水、白水”，白水村因而得名了。 虎岩寺：据传早年有一道养和尚在此静修，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道养和尚念经拜佛时，蹲在寺门外静听。之后道养每次下山返回时，总不忘给老虎买回一块猪肉，逐渐形成习惯。一天，由于买肉的人很多，道养和尚没买到肉。回来时把光光的脑袋伸向老虎，开玩笑说：“老虎呀老虎，今天没能给你带肉回来，你就吃我这和尚头吧！”没料想老虎已通人性，也想与道养开个玩笑，果真张开大嘴，把光头含在嘴里，把道养吓死了，老虎十分悲哀，朝寺旁大岩石一头撞去，以死来殉道养。那块岩石也就被人称为伏虎石，该寺也被称为虎岩寺。 天 湖：据说明武宗朱厚照曾君临此地，当地人以三样地方小菜待之，皇帝龙颜大悦，剩下的东西皇帝觉得丢了可惜，决定把它们放生，可鱼只剩下半边，虾也被煮红了，田螺也在炒前被剪下了尾巴，由于皇帝金口玉言，放进湖里这些生物果然死而复生，所以有“半边鱼”、“熟红虾”、“无尾螺”之说。皇帝也君心大悦，赐笔墨“天湖福地”，于是天湖名字就出现了。 太白峰：原名莲花峰，北宋名臣蔡襄曾在寺中读书，有一天山上圣善寺内饲养的白鸡不见了一只，和尚硬说是蔡襄所偷，蔡襄含冤离开此地到虎岩寺中读书。后蔡襄任泉州知府，为表明清白，重修寺院，并在山峰上摹刻“太白峰”三字，于是众人皆称此山为太白峰，寺也被称为太白峰寺。 棋 盘：传说有一位神仙叫鲁远，他曾经在村旁溪边树下弈棋，所以村子便叫棋盘。 凤 翔：古时，此地有“凤鸟飞翔”之传说，故命名为凤翔。 吊船山：此山位于涂岭镇小坝村横溪自然村北侧，据传古时此山住有一女寨主，因山坡陡峭险峻须借助架吊轮上下山寨，故得名吊轮山，后来谐音为吊船山。 （八）以丁号排行得名 河 阳：以潘氏丁号“河阳”命名。 玉 湖：以陈氏村民祖居地丁号“玉湖”命名。 四 房：岭头林氏因人丁繁衍，兄弟析分各自建居，老四繁衍的族村得名四房。 锦 塔：因此地有座塔山，而庄氏丁号为“锦绣”，故各取一字命名锦塔。 锦 山：系庄姓村庄，位于塔山西南侧，民国时取其庄氏丁号“锦绣”之“锦”和塔山之“山“命名锦山。 （九）取两主村名各一字得名 大 前：取其主村大路与前潘二村的首字命名。 东 凉：取东潘、厝凉二村各一字命名为东凉。 白 潼：取其白水、潼关二村之首字命名白潼。 玉 山：1961年从玉湖大队析分另建一队时，取玉湖及主村羊角山首尾字命名为玉山。 柳 亭：1999年8月从郭厝村析分另一行政村，取后柳、后亭两主村尾字命名为柳亭。 锦 联：1952年由锦岩、锦石二村合并命名为锦联。
第四辑 诗赋著述撷英
岁月的流逝未能淘尽历代辞章诗赋的熠熠光辉。卢琦撰传赞王潮，蔡襄题碑留海隅，圭章作诗伤流亡……一篇诗文就是一次呼唤，点燃乡人的丛丛幽思。先人的灵魂并没有歇息，流传在湄洲湾南畔的文稿题碑，仍在跃动着他们深邃的脉搏。
黄建聪
举凡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华侨史及泉州造船史、人口史者，无不频繁地引述北宋泉港籍著名诗人谢履的名诗《泉南歌》。诗曰：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该诗是泉州先民早年开发海洋经济的真实写照，包容了海洋文化、海丝文化，它被谱为南曲，传唱四方。据《宋史·地理志》载，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伙，号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值寝贵，而多田讼。”《泉州府志》卷十九载，“泉地斥卤而硗确，资食于海外，资衣于吴越，资器于交（趾）广，物力所出，盖甚微也。”另有史籍称，泉州“谷入少而人浮于食”，以至于到宋代仍“水无涓滴不为用，山至崔嵬犹力耕”。泉州山多地少、背山靠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海交风气。于是泉人耕山耘海，“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 泉州造船、海交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泉州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是当时全国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宋代泉州造船业更为兴旺发达。北宋时“海舶”已被《太平寰宇记》列为泉州、漳州土产，就连朝廷出使高丽的特使座舰也是委托闽浙监司代雇，谢履才因此说“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年），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已具相当规模。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正式批准泉州设置市舶司，泉州港作为全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的地位终于得到确认。它逐渐超过明州（宁波）而紧追广州，并终于超过广州而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到元朝时则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据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二转引，谢履还作有五言《泉州诗》两首，是《泉南歌》的姊妹篇，为后人所传诵： 其一：闽岭天南表，清源第一州。 朝廷推重镇，师帅得贤侯。 其二：蛇风蹑龟背，虾屿踞龙头。 岸隔诸番国，江通百粤舟。
黄建聪
作为宋代书坛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在泉港留下不少石刻。如明嘉靖版《惠安县志》载：“太白峰……一名莲花峰，有石方直如碑碣，上刻囗忠惠大书‘太白峰’三字。”清嘉庆《惠安县志》载：“伏虎岩刻石（注：“伏虎胜景”四个大字），莆蔡襄书。蔡尝读书于此，书刻山门。后女尼磨灭题石，以为卧房。别开山门，摩仿其字刻之。”此外，他还曾为天湖岩题“天湖放生”四字。因年代久远，岁月沧桑，这块石刻今只余下半截，置于天湖岩放生池之侧。 在蔡襄外祖家峰尾镇卢厝村的卢琦故居北侧，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碑亭，现存一碑刻，为蔡襄的楷书七绝诗。诗曰：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 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 诗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秋。当时，蔡襄自北苑茶园（今建瓯凤凰山）监制贡茶后，返回福州寓所调理。据《蔡襄集》卷五载《梦游洛中十首》小序云：“九月朔，予病在告，昼梦游洛中，见嵩阳居士留诗屋壁，及寤，犹记两句，因成一篇。思念中来，续为十首，寄呈太平杨叔武。”诗记叙他在洛江任西京推官时与僚友宴游之情景。该诗为《梦游洛中十首》之第一首。嵩阳居士为司门员外郎王益恭，系参知政事、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曙的长子，他颇为推崇蔡襄，常与之交游。蔡襄对其十分感念，因赋此诗。 后来，蔡襄奉母来峰尾外祖家谒祖时，亲手挥毫书写该诗，并让人刻于石上。蔡襄的诗“奥壮浑古”，书法“独步当世”（欧阳修语），“本朝第一”（苏东坡语），“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米芾语）。因此，该诗碑是蔡襄留给泉港一份弥足珍贵的纪念品。 “文革”期间，该石碑竟被移作厕所壁石，后幸有识之士抢救，方得以保存。
黄建聪
《四库全书总目》云：“（卢）琦官虽不高，而列名良吏，可不藉诗而传。即以诗论，其清词雅韵，亦不在陈旅、萨都剌下。”徐火勃的《笔精》中说：“元诗多纤弱，若立斋者，实有唐调者也。”元朝大诗人卢琦的不少诗作，反映了元朝中后期社会现实，确可称为“诗史”。 元朝，官府不断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民不聊生，卢琦的一些诗作大胆地揭露和反映了民不堪命的黑暗社会现实，对百姓的悲惨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如《中国文学史》中选入的五言古诗《忧村氓》： 世道日纷纭，人人自忧切。路逢村老谈，吞声重悲噎。 我里百余家，家家尽磨灭。休论富与贵，官事何由彻。 县帖昨夜下，羁縻成行列。邻里急遁逃，妻儿各分别。 莫遣一遭逢，皮骨俱碎折。朝对狐狸啼，暮为豺虎啮。 到官纵得归，囊底分文竭。仰视天宇高，纲维孰提挈。 但恨身不死，抑郁肠中热。南州无杜鹃，诉下空啼血。 从诗中看，卢琦不仅体恤百姓所受的苦难，而且揭示了造成这种苦难的根源在于官府的逼迫压榨，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自唐代杜甫、白居易以降，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不多见。为逃避苛政，“邻里争遁逃，妻儿各分别”，生不如死的人间悲剧，就在他的面前，诉之于他的笔下。 宋、元之际，蓟、燕战乱连连，残酷的战争，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青壮征战，翁妪耕锄，田地荒芜，白骨露野。卢琦的《有事过居庸关》，鞭挞战争，表达了希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诗云： 居庸关，天苍苍，关南多暑关北凉。天开晓，虎豹卧，石鼓奋击云雷张。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度战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风悲雨哭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路人立马问前事，犹能历历言丘墟。夜来锄豆得戈铁，雨融风吹失颜色。铁星尚带土花湿，犹是将军战时血。前年又复铁门开，貔貅万灶如云屯。生者有功佩玉印，死者谁能抬孤魂。居庸关，何峥嵘。上天何不呼云丁，驱之海外休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春万古无战争。 卢琦回到家乡，耳闻目睹的也是兵荒马乱，百姓遭殃。其《惠安道中》诗云：“龙山兵火后，百里总萧疏。官帑需新赋，公田索旧租。菁鲈频有梦，鸿雁久无书。自笑成何用，云边是旧庐。”他诅咒战争，寄希望于更多的良吏，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云间僧舍时闻犬，兵后人家尽买牛。但得龚黄为太守，边方从此永无忧。”（《汀州道中》）他设想战乱之后，农民纷纷归田，争相购买耕牛，过男耕女织的太平日子。只要有像“龚（遂）黄（霸）”这样的地方官，“边方”就可以从此永无忧患。 卢琦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有深沉的忧民意识和反战意识。他在为政之时（永春县任上），岁荒年饥，满目萧疏，卢琦采取放赈贷、减赋役、罢横征、决滞讼、亲劝农、兴教化等措施，纾解民困，实践他勤政为民的远大抱负。 失民心者失天下。当时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短短几十年后，貌似强大的元王朝便土崩瓦解，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
黄建聪
闽人俗语“开闽王”，所谓“王”，即指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入闽事。王潮在李唐帝国崩溃之时，率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统一闽疆。在泉州刺史任上，他采取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措施，“泉人称便”，殁后葬于惠安县盘龙山。后追封为秦国公，谥广武王。 卢琦一向佩服王潮其人，曾作有《广武王传》，盛赞王潮的功绩：“禁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沉勇有智略，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赋，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定。”充分肯定“王之始为泉牧也，当干戈荡析之际，独能兴义学，创子城，罢役免征……以惠爱于民”。传后又作赞曰： 唯广武王，政令整肃。受命于唐，奠彼南服。建国泉闽，躬膺百福。胤祚绵绵，昭然懋族。历世宗支，簪缨联属。书诸传后，百拜俯伏。五百年余，宛然在目。敬题赞颂，不揣膺碌。英灵昭昭，鉴此诚笃。猗与欠盛哉，衍庆嗣续。
黄建聪
伏虎岩位于涂岭镇虎岩村东500米的昆仑山南，山腰有座玲珑剔透的虎岩寺，寺旁有清泉石室。这里群山环抱，层峦叠翠，风景尤佳，历来是文人骚客登高畅怀、吟诗作联的一大去处。元代南吏隐于此曾作七绝三首，诗曰： 养师当日此山中，寝处惟同大小空。 师去洞封空亦逝，天将丘壑付贤翁。
仙庐佛寺首鳞差，下有三间隐者居。 得道能令龙虎遁，突渠驯服弗工夫。
昔日方壶老应玄，谪来人世不知年。 玉皇未有催归诏，留作昆山作地仙。 诗中讲述了广为流传的道养和尚驯服老虎的故事。据清嘉庆《惠安县志》载，北宋初有僧道养驻锡于此，道行高深，能伏虎。僧与虎结善缘，道养常以肉饲虎。一次，道养与老虎开玩笑：“我今无肉喂你，愿以我躯代之。”说着便伸头入虎口，虎不慎，口合僧亡。老虎误伤主人，义不独活，终跳崖毙。县志又载一段史实：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植物学家、书法家蔡襄在年少时，被其父蔡琇遣至峰尾外祖家，随其外祖父卢仁于虎岩寺读书，十八岁时高中进士，后官至端明殿学士，成为忠国惠民的一代名臣。因此，南吏隐又作一联： 忠惠当年此读书驾碧海之青龙文章经济； 养公昔日留诸偈伏苍岩之白虎佛法禅心。 伏虎岩满山怪石嶙峋，树木葱茏，流水潺潺，确是修身养性、诵诗读经好所在。明诗人黄幼嘉有诗赞曰： 徒倚依林末，轻风送夜熏。 山开疑见月，树隐半为云。 流水人偏静，谭经虎共闻。 落花兴未倦，挥尘看星文。 明代诸生、三朱人朱秩（朱一龙子）也有题虎岩寺诗一首： 伏虎事空几十春，洞门泉石对斜曛。 我来也是伏虎侣，为唤山灵扫白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善男信士陈春桂、吴成法、章寿等主持修葺虎岩寺，并题刻七绝一首： 再扣禅门秋已深，岩花零落菊溜金； 人生险处从头讲，佛也低眉感不禁。 它反映了诗主人在官场或人生失意之时，结伴重游虎岩寺，恰逢深秋时节，各种野花凋零，惟菊花盛开，如同溜金一般令人可爱可惜。作者触景生情，难以扫除心头的阴霾，不禁一番感叹。 近代惠安“四俊士”之一、乡土诗人杜唐（印陶）也有吟咏： 虎踞岩头恣觊觎，道人居后伏衔符。 风虽似啸频生谷，水亦还泅不负隅。 未拜山神经稽首，欲吞野鬼复张须。 清泉石室书声日，为问斑奴听也无。
黄建聪 圆通寺原称圆通院，位于前黄镇后张村外约一华里的烟墩山麓，始建于宋，历代多次重修拓建。元明两朝规模空前，吸引了不少名士来此一游。明嘉靖年间（1522-1572年），为抵御倭寇，曾在寺不远处建有烽火台一座，以便策应。 《惠安县志》载：“圆通院在鳌塘埔。……都御史康盘峰有诗。”康朗（1508-1574年），字用晦，号盘峰，与曾经总督七省的理学名家张岳（号净峰）、黄葵峰并称为当时“泉郡三峰”。其历任佥都御史，巡抚勋阳、汉中，后升任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贵州，兼督抚湖北、川东等地，是明嘉靖一代名臣，史称他“严正如包孝肃，忠诚如司马君实”，民众则誉其为“铁汉康夫子”。其案牍劳形之余，颇多吟咏，留有《中丞诗集》、《中丞文集》等诗文集。遍游域中名山大川的康朗，慕名圆通寺，曾于暮春时节，偕友人轻车简从，到此游览，且流连数日。食宿于圆通寺，耳根少了几分鸹噪，眼前多了些许生机。但见绵绵春雨过后，日薄西山，百鸟归林，旷野中回荡着从圆通寺中传来的钟声，劳累了一天的农夫和善男信女们亦各已返家。众和尚在禅房中参悟佛理，圆通寺的夜晚从宁静坠向寂寥……康朗诗兴勃发，赋诗一首： 石耳峰边逢暮春，圆通寺里晚晴新。 天高树际惟归鸟，日落钟声不见人。 岳岫烟霞清旅梦，禅房花木定愁身。 即堪更逐缁麈转，欲问无声未有因。
黄建聪
明代三朱村朱昭一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父子公孙，夫妻兄弟，或宦游四方，或耕读终生，于明清之际五代先后出了八位诗人，这在泉港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誉称“海滨邹鲁”、“满街皆是圣人”的泉州历史上也不多见。 朱昭，字用晦，志行高洁。明弘治间（1488—1505年），颇有诗名。《惠安县志·文艺》载他“少颖敏，长作书吏，下笔辄数千言。”其以赋见称，著有《亡羊》、《虫曾蚊》、《望云》、《蜜蜂》等赋，《清源文献》选载其《蠹木赋》，以蠹讽世，寓意深刻。辑有《小园抱瓮集》十卷，诗载入县志的有《读书欢》、《索居吟》、《桃源行》三首。《读书欢》劝人趁少壮时光多读好书，后两首则是读书人失意的叹息。 朱一龙（1515—1590年），朱昭子，字于田，号昆山，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著有《游海梦谭》、《诗余类编》及《一统舆图》等书。宦游中思归故乡的佳句：“冉冉岁迟暮，霜霜雪纵横。故乡天际杳，孤灼夜望明。”又有《感遇》诗：“新松不满尺，恶竹万竿长。独鹤未归来，寒鸦噪夕阳。”写尽官场龌龊。在“飞蛾赴明烛，翩翩不可驱”的名利场中，他不畏权势，“皎皎于陵子，甘为灌园夫。”视名利如敝履。其所撰《全城功德碑》文反映了惠安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 朱秩，一龙子，字琳源，诸生，有诗名，今可见其《题虎岩寺》等诗。 朱一龙孙朱又孜、朱又孺、朱又焕三兄弟同有诗名。朱又孜，字伯文，号习阳，太学生。好学善诗，著有《宁澹居集》。县志及《螺阳文献》收集其诗。《梁甫吟》一诗颇有气魄。诗曰： 去去顾齐门，齐门纤以长。出廓多愁风，高坟郁相望。 吕叟既已没，余亦怀莽沧。二桃杀三士，临穴何茫茫。 愿以泰山砺，磨汝百炼钢。雍门今已矣，迷古意难忘。 那种浅吟低唱、莺语间关的气氛能荡涤利禄，排愁遣闷，朱又孜将从红颜知已的袖角唇边的补偿揭橥于《长相思》：“长相思，思未闲，秦楼何处路漫漫，心如急毂泪如弹。” 朱又孺，字予申，邑诸生，以孝敬父朱秩著称于乡里。少时即有诗名。《惠风集》收入其诗颇多，并誉之“其品如奏清曲于江湖，可称水仙”。其《相逢行》长诗写西京长安豪门的豪华与奢侈： 甲第装黄金，四壁涂白芷。前楼接天高，后阁凌云起。 桂树列庭中，兰枝馥门里…… 五日一归沐，冠珮良匹侈。堂上宴嘉宾，屏间集名妓。 但饮莫推辞，肴嘉酒且旨。纷纷去复来，日日门如市。 主人倦厌客，闲居学射雏。大妇进绮罗，中妇炸鲐鲤。 小妇独娇痴，妆罢把郎视…… 朱又孺之妻戴云，是明末清初泉州著名女诗人。其幼承家学，夫妇俩合著有《唱和集》二卷。其个人专著有《戴云太君诗集》。其诗作立意刚强，颇有气魄，如《送弟集冈赴春闱》： 朔风吹雪透征衣，一别燕山两地违。 此日莫愁人异雁，春来万里正高飞。 既有殷切的劝慰，又有真挚的勉励。其《咏落梅》： 瘦瘦花枝出女墙，冰肌玉骨逞霓裳。 任教霜雪欺还妒，片片飞来到地香。 写出了梅花的傲骨。 朱又焕，字予文，号北泰，“年十三补弟子员”，明天启元年（1621年）中举，次年登文震孟榜进士，历任金华推官，广东参政，诗文集有《户垣谏草》4卷。 朱又孺和戴云的儿子朱兆纲，原名瑞参，字长鲁，号人庵，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任马邑知县，著作有《云中吟》6卷，《冀北吟》6卷，及《睡足堂集》、《惠安县志稿》等。其诗作多反映时世民生维艰，宦途坎坷，生活的艰难失意。他只当一任知县后便厌弃官场，先居江宁后返梓里，其《丙寅中秋》即反映了返乡后的寂寞心境： 二十四年月，今宵家里看。鸟归云外翩，马退枥边鞍。 虚壁惭光满，余生叹影残。莫思持玉斧，枕被耐清寒。
黄建聪
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一幅“延平王与王忠孝对弈图”，上有王忠孝行楷题跋《百字赞》曰： 俨乎其神，若有思。蔼乎其容，若可即。盖其气吞湖海，胸藏甲兵。自为秀才，便以天下为己责。而况遭时艰危，能不奋然一击！睹公雄姿，直欲一蹴而抵黄龙府，又何有于半壁，无忘于淝水之捷，足快人心。偶托赌墅以自适。公之胜算，早在胸中，岂是寻常所能测识？ 在明末，王忠孝是一个耿介廉臣和著名学者，与黄道周等人被誉为“六君子”。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经抗清名将史可法推荐，福王朱由崧授王忠孝为绍兴知府，擢副都御史，他坚辞不就。后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州召见他，王忠孝力陈光复中原之策。隆武帝大喜，授其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军务，并赐尚方宝剑，让其便宜行事。然朝中军政大权为郑芝龙独揽，而郑芝龙没有真正的复明决心，只是将此作为自家降清的资本。王忠孝洞察此情，知难有作为，故辞职而去。顺治三年（1646年）8月25日，王忠孝在延平初识青年郑成功，两人一见如故，王忠孝自此便认定郑成功是可成大器的英才。后来又在福州见面，“订举事”。隆武帝在汀州殉难，王忠孝恸哭于野，郑成功劝道：“哭无益也，吾叔侄在，且为后图。”（《南强绎史事》）王忠孝也写诗宣示孤愤，表示要“毁家振一旅，同仇修矛戟”。其中他给郑成功的18通书札，筹划抗清，尽心竭智，颇为中肯实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在厦门岛设六官并储贤、育胄两馆，广招明末遗臣名士。王忠孝携家眷赴厦门岛，投奔郑成功。郑成功欲委以要职，忠孝力辞，郑遂待以宾礼，为幕上客，颇多倚重，“军国大事，时询问焉”，王忠孝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成为郑成功的高级参议。征战案牍之余，他们经常对弈。从《百字赞》的字里行间，可见王忠孝对郑成功的倾服。据江日升《台湾外记》等书载，鲁王朱以海因兵败由舟山退至金门岛，郑成功颇为礼遇。鲁王殁时，郑成功又委王忠孝主持葬礼。王忠孝后向郑成功荐举陈永华“有经济之才”，郑成功悦纳之，称之为“当今卧龙”，用为最高文职咨议参军。后来陈永华“职兼将相”，成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台柱人物，对东征复台，经营台湾，发展台湾经济、文化和教育作出极大贡献。王忠孝慧眼识才，荐举之功可谓大矣！ 北伐失败后，郑成功决计东征，“平克台湾，以为根本立地”。1661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节，郑成功率将士驱逐荷夷，收复台湾，实现他“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的宿愿。王忠孝等为之“郊饯东征”。王忠孝受命留在厦、金两岛协助郑经据守。次年五月初八，年仅38岁的郑成功因一连串国难家难的打击，于台湾溘然去世，葬于台南州仔尾。王忠孝感其知遇之恩而痛哭流涕。
黄建聪
明末清初泉州著名女诗人戴云，天生丽质，善诗能文，是泉港区惟一在方志上有记载的闺阁诗人。 戴云的祖父戴一俊，系明嘉靖间广东按察副使，父戴亮机是建阳教谕，均有诗文传世。戴云幼承家学，史志载她“通晓文字，兼声韵之学，巾帼所稀也”。长适三朱后林村人、广东参政朱一龙之孙朱又孺。戴一俊与朱一龙是同榜进士，戴一俊亲自作媒，将孙女嫁与朱家为媳，可谓是门当户对两相宜。“又孺夙有诗名，云与之配，闺阁联吟，伉俪为文字知交。”窗前榻上，夫唱妇随，其乐融融。然好景不长，朱又孺患重病，身怀六甲的戴云侍汤熬药，终日以泪洗面。朱又孺终不治遽然撒手而去。戴云顿失知己，寝食不思，情之所至，写出感人肺腑的《祭故夫洞如文》： 呜乎君子，尔年何几？而遽云亡。尔德何损？而命是妨。行虽惇惇，志实昂昂。方期吐气干霄路，岂其赉志而为赤松之徜徉。妾逮事君子十载相将。环珮罔爱甘苦共赏，嗟我君子数厄不良。既按剑于顾盼，乃流酣于诗章。自是咏歌可不朽，何必操竿与世蓬。吁乎君子，世既不遭，年复不长，才抱恙疾，方谓君子善摄则康，岂期不四日而转剧，不七日而遂不藏，变生望外，不胜徬徨。七魄俱丧，三声断肠。嗟彼有苍胡此降殃。而母既耄昏谁望。而子犹稚，提携谁当，顾影自怜，涕陨空房。孕子未剖，呱子在旁，有怀谁诉，有事谁商，半生未了，债独我躬。是赏言念百结痛焉如疮。恨不得一死以偕往。又何爱余生之不亡，于是鸳鸯折翼兮，何日共翔。雪山永隔兮，相见何场。忆妾卧病兮，君子侍床，君调汤药兮，怜我糟糠。妾子犹在兮，君子茫茫。死无遗嘱兮，我心惨伤。勉承夫志兮，抚孤以昌。俟孤既立兮，妾将从尔于白云之乡，对灵前而猷醑兮，神恍然其如狂。呜乎哀哉尚飨。 祭文忆夫妇俩婚后十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赞朱又孺“行虽惇惇，志实昂昂”，叹“鸳鸯折翼兮，何日共翔”，勉“承夫志兮，抚孤以昌”。全文情感交集，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悼亡之作。 又是一年中秋节，天上月圆，世上人缺，戴云对月默然无语，忆及丈夫在世时，夫妇俩品着月饼，共赏明月，吟诗作对，如今则寂寂然，倍感悲凉，于是她饱醮浓墨，兔起鹘落，写下七绝《中秋》： 青天明镜为谁悬？此夕闻歌倍悄然。 遥望琼台高处好，乘风吹去知何年？ 她对青天明月而愁，哀婉动人，首末句皆设问，意在言外。 戴云专心抚养遗腹子朱兆纲，“亲授经义，暇即教以诗赋”。后朱兆纲中举并被任命为山西马邑知县，任内勤政为民，并有诗文传世，其奉母甚孝，远近闻名，戴云以86岁高龄辞世。
黄建聪
清代名翰林出科联（1709—1753年），字乾甫，号淑渠，举庄有恭（泉州籍）榜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特授检讨。他曾随乾隆帝下江南，并在庐山赋诗，其诗刻至今尚在庐山石崖上。 这一年，久居深宫的乾隆帝动起下江南的念头。他精心挑选了一些大臣和大内高手伴驾。出科联也随侍左右。一路上君臣唱和，颇为相得。一天，乾隆帝率臣登上匡庐第一名山。耸立鄱阳湖的庐山，群峰林立，飞瀑流泉，树木葱茏，云海缥缈，集雄奇秀丽于一体。出科联叹为观止，不禁赞道：“真不愧‘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乾隆驻跸于此，君臣品过庐山特产“石鸡”、“石耳”，又尝了一壶“庐山云雾茶”，顿觉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立于庐山之巅，自是心旷神怡。脚下山涧的潺潺流水，远处一路奔腾向东的万里长江，天上高挂的皓皓明月，逗得出科联诗兴大发，当即吟《游庐山》一诗： 庐山竹叶几春秋，云锁高峰水逢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江南十二州。 一时光景看不尽，天缘有运再来游。 君臣游兴难尽。出科联想起一路上，阅尽秦淮十里繁华，触景生情，眼前浮现魂牵梦萦的泉南故乡。那群山连绵、绿水红树的洪厝坑，石卵伴木柱、土坯筑成的乡居，以及在书斋中折躬读书的情景，端的是两耳不闻世间繁琐事，一心研读制文与吟诗。如今九重天子出深宫，自己沐浴皇恩，有幸效劳于鞍前马后，诗思潮涌，禁不住又作《故乡别笺》诗以呈： 别违家山岁月宽，空斋潇洒故情欢， 芸窗攻读勤磨励，自可回甘蔗境观。 结庐人境绝嚣尘，正似山居木石邻， 遐想英才看荟萃，荣叨遴选沐皇仁。 山气清奇灵秀增，衣冠文物昔峥嵘， 而今抚树兼怀古，松护峰峦半阴晴。 回顾山头万叠青，迥环曲水胜兰亭， 流连此地真难行，即景题诗兴会呈。 虽说伴驾游江南，“荣叨遴选沐皇仁”，但好景不长，因他为人“秉性刚方，不与时俯仰。故在史馆十余年不得迁”。后有怨言传至乾隆帝耳中，遂被罢官还乡，任泉州梅石书院山长。受落职打击的出科联，贫病忧思交织，遂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除夕眼中流出脓血，几至失明。次年便赍志而殁，时年仅45岁。
黄建聪
林禄子孙在闽台等地繁衍生息，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瓜瓞绵绵，人文荟萃，遂成阀阅。并随华侨漂洋过海，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 为便于林姓族人祭祀祖先及历代名贤，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莆田籍的惠安教谕林清标首倡，发动全闽林姓族人筹资，于涂岭镇九龙岗晋安郡王陵北侧兴建郡王祠。现祠中神龛敬奉殷太师比干、林姓得姓始祖林坚（比干的遗腹子）、闽林始祖林禄和民族英雄林则徐等神位；左侧崇奉“天上圣母”林默娘塑像，右侧崇奉“三一教”教主林兆恩（龙江）塑像。正厅镌刻五副楹联，均为闽林后裔名人所撰。 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禁毒，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所题的楹联是： 知先人之在此堂，勿忘手泽； 愿后嗣克承厥训，善种心田。 林禄十七世孙林披一房，因其九子皆为州牧，故称“九牧林”。林则徐便是系出九牧林，其祖由莆田迁福清的杞店，再由杞店迁福州左营司的。作为清代联坛大手笔的林则徐曾专程来此瞻仰祭祀祖陵及祖祠，并亲手留下此墨宝。他要林姓后裔不忘先人长眠之地及其手泽，又勉励他们要“克承厥训”，“善种心田”。 此外，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恩科状元林鸿年也题有一联： 祖德三仁光万世； 宗风一派甲诸闽。 林鸿年（1804—1885年），字勿邨，号艮谷老人，官至云南巡抚，其“经术湛深，品行峻洁”，曾任福州正谊书院山长近20年，有《松风仙馆诗草》传世。科举时代福建乡试有“无林不开榜”之谚。晋安郡王祠中悬挂16幅及第匾，其中状元7名、榜眼3名、探花6名。林鸿年高中状元后，念及祖宗恩泽，捐资将祖祠修葺一新，并题写此联，为泉港联史留下一段佳话。
刘泉城
峰尾城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古城内外景物异彩纷呈，相传曾有奇特的“圭峰十二胜景”，分布在大小环城四周和城郊，它们分别是凤髻朝阳、石狗吠风、石鸡报晓、石塔听潮、锦桥锁月、石蝉夜噪、石龟出水、沪屿晓钟、万人神井、磐石甘泉、沙堤束带、石碑执笏。自宋代以降，曾经有不少文人骚客慕名而来观光旅游。他们登高望远，赏景生情，纷纷吟诗作赋，以助雅兴，留下不少佳话趣事。 在仙游县香田里欧厝的《刘氏族谱》中，载有“圭峰十二景诗”，作者已无可考。该诗为后人留下对圭峰十二胜景考据的重要材料，谨录之如下： 圭峰十二景 凤髻朝阳 苍茫东海涌朝阳 凤髻高标接曙光 浊世嚣尘全不染 孤栖待见帝羲皇 石狗吠风 波涛浩渺起天风 石狗谁闻吠海东 仰顾烽烟仍不息 荒城独守对渔翁 石鸡报晓 那道石鸡能报晓 开门看月犹皎皎 城楼鼓转五更初 唤醒世人眠未了 石塔听潮 静听峰前万里潮 举头一望塔凌霄 有时影响江心射 骇尽鲸鲵逐浪跳 锦桥锁月 通来碧水流明月 锁住清光休得越 桥上宾客同玩赏 一轮皎皎辉盈穴 石蝉夜噪 怪石成蝉何夜噪 不飧朝露形凝傲 待逢此处有知音 假作瑶琴弹一操 石龟出水 片石成龟沉落水 於今露出沙堤峙 海滨邹鲁启斯文 背负洛书明至理 沪屿晓钟 破晓时闻沪屿钟 风云水石自相冲 舟中孤客闻惊悟 认是寒山寺内春 万人神井 城里千家同一井 朝朝来汲悬修绠 于今各得炊烟起 谁乞拜求前效耿 磐石甘泉 传闻石罅涌甘泉 潮落来尝味果然 陆羽当年如到此 定教续入品茗篇 沙堤束带 一望平堤如束带 中间石齿漱寒濑 有时潮满绕峰城 转暖沙湾围更大 石碑执笏 卓立高碑形似笏 休将执去登金阙 此间有士向朝天 触目惊心厉风骨
黄建聪
南洋著名华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庄圭章（1894-1969年），山腰镇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生培桃育李，服务教育达数十年，曾任省立厦门中学校长、同安及莆田县教育局局长等职，为闽中、闽南教育发展竭尽心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南洋闽侨所聘，先后任荷属东印度（印尼）井里汶华侨中学、新加坡爱同学校、南侨师范学校校长，后任荷属东印度中华教师总会主席、新加坡教师总会主席，因反对英、荷等殖民当局的奴化教育政策而致去职、教师执照被吊销。后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中华总商会及中正中学董事等职。 庄圭章爱国人先。日本军队侵犯南洋诸地时，他曾参与组织新加坡抗日同盟，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然因英军不作抵抗，新加坡很快失守，被日军改名为昭南岛，新加坡遂进入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昭南时期。庄圭章受到日寇的通缉，仓皇避难于苏门答腊岛，辗转于石叻班让、椰山港、堡东港、榜鹅岭、芭居、北干、拉砻等地，以务农为生，间或做些小本生意。当时他过着流浪汉一般的生活，有时连除夕也被迫躲在漂泊的船中，以避日本宪兵队的追捕。直到抗战胜利后重返新加坡。期间，他多有吟哦，或鞭挞日寇暴行，或叙流亡生活，或咏异域风光，或吐胸中块垒。后合著为《流亡诗稿》。其在诗前《小引》中称：“廿余年前日军陷星，余避难苏岛山芭，曾作几首歪诗，看来虽俗不可耐，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而诗中内容则均系余亲历其境，有感而发者，亦可以反映当时乱离情形以及余之处境，固非属于一般无病呻吟或普通应酬之作也。” 谨录数首如下： 椰山杂感 1942年初余离星流亡至荷属石叻班让埠，旋为安全计特再迁至附近之椰山港。 椰山江畔夜凄清，坐卧桥头话战情， 旧为已随烽火灭，新闻每自口风生。 希将弹雨更甘雨，误把雷声当炮声。 为问波神知也否，太平洋浪几时平？ 欲行难进止难停，遍地烽烟棘楚横。 中途弃子情何忍，临老抛妻理岂平？ 有苦只因自身受，无聊那得酒同倾， 飘零且喜团圆聚，略胜流离各一程。 遁入深芭野兽多，乘桴浮海畏风波。 务农力绌收成歉，贸易资微索价苛。 战乱迫人寻出路，流离处境总崎岢。 几番欲效陶朱计，争奈无能聚散何。 往北干舟中 芭居度日最艰难，勉伴舟人上北干。 岂把经商为易事，半为衣食半消闲。 半袋江鱼一棹飘，悄然挥手别椰桥。 自从币值崩低后，鱼价腾高进货寥。 茫茫江雾笼孤舟，夜月无光怕露头。 天上亦知人世乱，故张烟幕隔尘球。 相传糖米下巴东，各地行商尽集中。 硕顶江滨舟楫遍，有人满载有人空。 芭居杂感 忆昔升平日，市居数十年，但识盘中饭，不知米价钱。 衣有裁缝制，食油厨师煎，工余饱食外，相约剧场前。 一从避难后，两度隔市廛，万事均更变，今昔去渊天。 布每尺逾百，米每担成千。村妇停缝纫，书生学种田。 硕莪当面粉，山猪作肥鲜，薯叶充蔬菜，稿草代卷烟。 岂无暹甸米？尽数充军需。亦有巴东谷，道阻难运输。 虽云己自种，十九喂山猪，若谓可购买，价昂贵如珠。 穿着纵可免，食粮安可无？将衣换取食，聊以支须臾。
庄德祖
庄晚芳（1908—1996年），原名友礼，山腰镇埭港村后楼人。 1934年，庄晚芳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艺系，大学毕业后历任茶叶改良场技术员、农校茶叶课教员、示范茶厂总技师兼副厂长、中国茶叶研究课课长、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技正、福建省农林公司总经理等职。1949-1952年任复旦大学农学院、华中农学院教授。1954年调任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兼任国家供销总社茶叶加工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浙江茶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顾问。 庄晚芳教授从事茶叶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是我国著名的茶叶专家、世界茶叶界的知名学者。 对中国的茶史，他也进行深入的研究。庄晚芳高度重视祖国茶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他提出了建立“中国茶德”的设想，并将中国茶德精辟地概括为“廉、美、和、敬”四字，具体阐释为： 廉俭育德。清茶一杯，以茶代酒，以茶敬客，减少洋饮料节约外汇，从家庭到整个社会，全面提倡、推行清廉节俭之风。 美真康乐。茶真形美，器净水甘，环境幽雅，讲究茶艺，清茶一杯，共品美味，共尝清香，美化生活，康乐长寿。 和诚处世。人间万物，以和为贵，清茶一杯，以茶联谊，德重茶礼，修身养性，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敬爱为人。清茶一杯，相敬为宾，尊老爱幼，安定祥和，共促社会精神文明。 《每周文摘》曾刊发相关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唐代刘贞亮对饮茶好处作过全面归纳，总结了‘饮+德’，提出了‘以茶可行道’的茶说。庄晚芳提出‘中国茶德’，把新时代的茶文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
第五辑 民间文艺寻芳
尽管往昔的歌舞声影、先贤音容逐渐遥远，而尚存于民间的艺术奇葩，犹在喷薄着海隅文明的星光，散发着传承的能量。天子传音北管乐、一枝独秀剪碗雕、端午龙舟怀忠魂……多像一场纷纷扬扬的太阳雨，沐浴着新区炼塔，擦亮了油港风帆。
林国春
泉港处于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的过渡地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形成地方语言的特殊性，泉港人对闽南语、莆仙语既能听又能说，对南北两面的人皆交往密切，所以对南来北往的艺术都能接受。特殊的地域，造就特殊的艺术意识，决定了泉港艺人的多才多艺，在同一人身上能展现多乐种多剧种艺术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人们常说，泉州是个戏窝子，地处泉州市东北部的泉港就是地地道道的曲窝子、戏窝子，多姿多彩的民间艺种使许多来访的中外艺术家惊叹不已。 （一）南音，即南曲。山腰镇的埭港、陈庄、山前，前黄镇的前黄、白鸽篮，涂岭镇的涂岭、乌面宫等处均有乐队、乐组。山腰镇文化站民乐社中设有南音组，后成立山腰镇南音乐社。 （二）北管，又名北曲。是从江淮一带传入我地的演唱曲和从多渠道（主要有北京、上海、江浙、广东等地）传来的演奏谱，其演唱语是“官话”（相当于普通话）。北管传入泉港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明末的荷郑时期，二是清光绪年初，峰尾的刘永赖（舞庭）和奎璧的庄仦在江浙一带经商带入。二十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北管在泉港地区进入鼎盛时期。 （三）莆仙音乐。这是一种与北管音乐不同特色的地方音乐，起源于兴化会（莆田市），但泉港民众有时也将此民乐叫成“北管”，这是认为“北边传来的”错误理解。 （四）芗剧。基本轮廓类同台湾歌仔戏，以漳州方言为戏腔，早年传入泉港，至六十年代停演，1978年再兴起，八、九十年代达到鼎盛，最先办起的是埭港芗剧团和山腰实验芗剧团，继而又办起山腰镇侨乡、盐场、凤声、凤宝丰等剧团。 （五）莆仙戏。1966年以前在后龙镇的涂坑村、界山镇的潘南盐场、山腰镇埭港村曾办有莆仙戏剧团。 （六）掌中木偶戏，又称布袋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黄村办有一剧团；1999年山腰街亦办起一剧团，经常深入中小学演出课本剧，很受师生欢迎。 （七）京剧。该剧种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北管音乐的鼎盛而在泉港兴起并扎根生长，当时有几个北管乐社学唱学演京剧的剧目有《孔明收姜维》、《四郎探母》等。 （八）歌吹漫步。歌乐队（俗称弦管）边行走边吹打唱奏，其中山腰北管乐团（队）自八十年代以来参加市级以上活动十几次，并多次获奖。 （九）广场歌舞。演艺种类有歌舞、舞狮、腾龙、高跷（俗称走木脚）、拍胸等。1999年9月山腰北管乐团参加第三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表演《龙凤呈祥》荣获二等奖。 （十）踩街。此演艺形式介于“歌吹漫步”与“广场歌舞”两种演艺之间，既要唱奏吹打，又要有舞蹈性的行进表演。1953年在山腰举办过惠北片（今泉港）物资交流大会，由各乡镇代表队表演。 （十一）曲艺队，俗称戏仔。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兴办的一种新演艺小队，其中以饰演“一生一旦”为主的演唱，有时也另加四人歌舞表演，演唱曲多选用芗剧梁祝廿四拜、五子哭墓等赴殡葬仪式演出，赴庆典时另择它曲。 （十二）铜管乐，俗称西乐队。1939年，有一位十九路军士兵，留居山腰，教吹无按键的五音铜号，办起管乐队，宣传抗日思想。此后在惠北的一些学校也办起乐队。 此外，还有大开道、高甲戏等演艺形式。
黄建聪
北管是泉港区的一种独特乐种。它是从江淮流域传入后即扎根并广为传唱的，在唱奏特点上已形成新风格、新体系的民间音乐，人们称之为“小曲”、“小调”、“曲仔”。它流行于泉港各镇。 北管的传入始于清朝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后期），峰尾刘永赖（标号“舞庭”）经常到江浙一带贩卖海盐，从那里学得不少“曲仔”和“大曲”，回乡后传唱，深得群众喜爱，陆续传至坝头、山腰等地乃至惠安县城。他还被特邀往泉州、上海、浙江等地演唱，名扬远近。泉州府报呈制宪，特授为“佾生”。 北管艺术既有发源地的特色，又有别于发源地的音乐。既有闽南、莆仙唱腔中的某些特色，又不全是闽南、莆仙的音乐，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别具一格的新乐种。乐队由演唱组和乐器组共同组成。演唱组一般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和男孩约五、六人。他们在演唱的同时，又都手执打击乐器，边唱边敲打为某些乐句伴奏。乐器组10人左右，所用乐器除保留北方乐器和江南丝竹外，还加进了泉港特色乐器，如伬胡、双清。 乐团和艺人奉祀“田公元帅”，神位对联为“天上风流三太子，人间慷慨大丈夫”。该联源自流行于北管界的一个传说，指玉皇大帝派三位太子到人间点拨北管乐队练艺，三位太子即一太子武神田公元帅、二太子文神老农圣君、三太子龙和将军。因此人们亦称北管音乐为“天子传音”。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是北管活动最昌盛时期。后龙、峰尾、山腰、前黄共设有50个教习馆，在惠安螺城则有升平社、清平社、金兴社等。它们经常参加乡村庆典、普渡、迎神、出游、物资交流等大庆活动，主要有奏乐、妆阁和唱京戏等三大艺术形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1977年后北管很快得以恢复生机，再显风流，频频参加各级汇演、交流并获奖。 明末清初之际，北管音乐传入台湾。时因东南沿海地区战乱、灾荒，以及郑成功驱荷复台，泉州有无数军民移居台湾。其中泉港移居者甚多，北管音乐也随之移植到台湾，传唱宝岛各地。台湾现尚存有灵安社、平溪北管乐团等几支北管乐社。北管又经台湾传入日本。1997年初，日本冲绳县音乐考察团慕名特地到泉港采访、考察，与北管界艺人切蹉交流，认为北管与冲绳一些民间音乐相近，有一种直觉性的“近亲”感。 随着泉港旅外侨胞的足迹，北管音乐也传进南洋各埠，尤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多。新加坡北管存在于福建会馆、惠安会馆等处。1948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安公会北管音乐队演奏和“装搁”，参加庆祝英国女王加冕的踩街活动，被拍成电影新闻，在英伦三岛和英属南洋各殖民地放映，影响颇大。
黄嘉辉
北管从清光绪年初传入我区，至今历经100多年，经受了社会和历史的考验，在一代代北管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广泛流传，繁衍不息。刘永赖是北管艺界贡献最大的艺人之一。 刘永赖（1852年农历7月7日—1926年农历4月5日），男，别名阿九，泉港区峰尾镇诚平村城外人，官章佾生标名“舞庭”，能演奏所有北管乐器，尤精于笙、扬琴、洞箫。 清朝光绪年初，舞庭师与其父用船运盐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交易，并师从当地艺人学习民间音乐，学成后把这种音韵带回泉港。光绪八年，他受聘在坝头、安兜等地授徒，同年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笙声深深打动了观众，尤其是泉州府府台，后经申报上宪，赐予“佾生”身份，送他入孔子学府，为其取标号“舞庭”。从此，每逢泉州“送孔子”，他都要到泉州参游。 光绪年中，舞庭师运盐路过浙江甲场，在甲场盐局停靠之际，自娱北管乐器京胡，盐局负责人称赞不已，当场下跪，拜他为师。授徒期满，甲场弟子用船运载丰盛礼物来峰尾城外叩谢师恩。之后，舞庭师又先后在泉州石头街剑麻行、上海天瞻等地受邀演奏（唱），倍受当地群众赞赏。晚年，舞庭师在峰尾城外东交馆开馆授徒，有一位73岁的江苏艺人路过该馆，听了他的演奏（唱），甚是佩服，把自己长期随身的乐器“七笙”赠送给他。遗憾的是，七笙及舞庭师的另一把扬琴在“文革”期间都被红卫兵毁掉了。 至今，每当谈起北管名艺人，人们自然会想起清光绪年间去泉州祭圣的舞庭师，他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泉港北管最早传入者，名扬上海天瞻、浙江甲场、泉州石头街及泉港区北管界，为北管音乐艺术的传入和发扬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刘大明
“黑舟皮五青案”船，源于元明时代官船上枪炮架洞口的构造形状。这种官船担负海上巡逻任务，打击海匪，反击外敌侵略。峰尾古船仿绘的黑舟皮五青案，称“黑舟皮五枪孔”，远望像官船一般，很能以假乱真，匪贼敌寇不敢冒犯。 当时，峰尾黑舟皮五青案船的实力，也确能与官船相提并论，船上不但有充足的枪支武装配备，还专门雇用神枪手般的护航员工，一旦被扰，人人奋勇与海贼拼杀，因此在沿海各地名声极响，就是号称海霸的“台州贼”也闻名胆战心惊。后来莆田等地也仿造这种船，但多为“赤舟皮五青案”，个别也有仿冒黑舟皮五青案的。 峰尾的黑舟皮五青案古船还根据船的结构特征，造设十二生肖暗标记于整船的各个不同位置上，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黑舟皮五青案。这十二生肖暗标记号及喻称只有峰尾船才有，峰尾人才知道，因此，真假峰尾船不易仿冒也不难分辨。 十二生肖的喻称是：一鼠桥、二牛栏、三虎口、四厕所、五龙骨、六舟皮蛇、七马面、八羊角、九猴头、十鸡橱、十一狗齿、十二猪架仔等。
刘恢贤
民间相传：惠安“海状元”——峰尾刘阿柑，崇武李皮；峰尾“渔王”——对门阿柑舍，东头土知代。 刘阿柑（1856—1927年），字联言，别号嘉舍，众称阿柑舍（舍，常加在对人称呼之后，是古时闽南一带对有威望或有地位的人的尊称。），峰尾对门大厝刊人。 阿柑舍出生在劳苦渔工家庭，祖上世代以捕鱼为业，他少年时受尽贫穷折磨，青年时又不幸父母双逝，立业维艰，流落到浙江坎门渔区，受雇当渔工，历尽苦楚，后返乡奔走立业，经多方筹措资金，终于购买一艘“祥益”号渔船。首航舟山渔场钓捕，就旗开得胜，满载而归，此后年年高产丰收，名列全澳之冠，并积累资金发展渔船，扩大生产，陆续建置了三桅四舢舨大渔船五艘（祥益、祥源、祥兴、祥春和祥泰号船），成为峰尾的“讨鱼”大户。 当时在舟山渔场的峰尾、崇武、白崎、教场、坎门、石塘等所有的大型渔帆船计有500多艘。唯峰尾刘阿柑、崇武李皮二人在渔民当中誉称“海状元”。 刘阿柑渔船一贯高产，因此连续做了十二年“头坪戏”，他的第四个儿子秋烈，承其父志也连年高产，一贯超越于众船，又继续做了十二年“头坪戏”。做“头坪戏”不但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还需具备相当严格的公认资格，这里面有一条现在鲜为人知的民俗清规：每年春节前，召集部分高产的渔户当事人，聘请有名气的账司来主持结算，选拔全澳为首的渔户，整个过程由本乡房族长（绅士）做监督，在东岳庙摆设香案，向神灵焚香祷告，凡被认定为首的渔船主应对东岳庙厅堂上悬挂的大算盘，持竿去拨动珠子，表示请“本官爷”作证，如有隐瞒虚报，愿受神灵的责罚；祈求完毕，经公认是全澳夺魁的渔户，当要负担举办谢神礼仪，雇请莆仙著名戏班于农历正月十三至十四日在东岳庙、十五日（元宵）在永全社先后做“头坪戏”。刘家父子共做了二十四年的“头坪戏”，可见其在峰尾渔业上的重要地位。 阿柑舍不但是渔业界的一个能人，又是一个慈善家，因而坐上“舍”级交椅。凡是家乡造桥修路以及教育事业，他都能慷慨解囊，带头捐献，颇受公众赞扬，也受渔港官绅的夸奖，成为闽浙渔界名人。1924年沈家门八闽会馆会长王友信、商会会长陈友三，嘉勉其为渔捞能手，称“此柑非寻常柑也！”，题赠“渔家首冠”锦旗一面，以资鼓励；1925年夏，刘阿柑把祥益号船，开往温州港去运载货物，浙江省永嘉县县长刘孔恩，得悉其停泊本港，特带从属数人，乘艇到船中探访询问，了解其钓捕技能及航海经验，赞赏之余，题赠“渔捞先锋”锦旗一面，以资嘉奖。
黄永金
圭峰半岛，唐时先民从事渔业生产，经宋元不断发展壮大。明代建城后，人口稠密，是时黄姓人丁昌盛，全族习造船工艺者众多，为首执斧者就有99人之多，以造船为业者后来多分布于圭峰、沙格、辋川、黄崎、净峰、崇武等地，驰名远近。 清康熙年间，黄都公造船手艺高超，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受聘建造战船。后又受清廷任用为道宪厦门军工监匠首领，分辖监造圭峰、沙格二澳战船。清朝中叶，圭峰与台湾通商颇为发达，那时圭峰大商船以及其他渔船多是黄氏家族所建造。 近百年来，黄氏家族造船名匠层出不穷，黄旺来（1887—1971年）就是一个优秀造船大师。黄旺来自幼失父，家贫未能入学，一边受课于母亲，一边勤苦学艺。他从小天资聪颖，喜船好斧。12岁时就能独自造作小舟，令人刮目相看；20岁时领班在莆田、东吴、西亭沿海一带，建造百吨大船竖令下航，名扬泉州湾湄洲湾一带。 为适应渔业的发展，黄旺来积历年的经验，对渔船具不断进行改革。在船仔型的基础上改变了传统“尾花滚尾梆”的造法，建造木帆船仔母船，不但改变了原来繁杂工艺，而且节省了原材料及工时，增加了船体尾部强度。黄旺来对运输船改造更是出色，在造泉运20171号船（俗名靠堤仔船）时，首次把古老搭鼠桥的四角头王爹船型改成羊角头大排船船型，简化了传统繁杂工艺不说，单就节省原材料及工日二项，每项就能节省三分之一左右。这种船型，上层建筑简单，阻力小，重心低，纵摇稳定，旋转灵活、利于逆风倒向航行。 黄旺来注意总结经验，不断创新，设计成功这种吃水浅、载量大、航速快、用人少、用材省、便于装卸、经久耐用、有利短途运输的船只，给后人指出了改良方向，为后来机帆化打下良好基础。 黄旺来一生亲历建造的船有：船仔、船仔角、船仔母、排仔船、大排船、机帆钓机船以及各种船型的运输船，这些船只皆质量上乘，美观实用，结构坚固，抗风功能强，其精湛的造船艺名传至今。
林明辉
沙格村的灵慈宫，是泉港区唯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既有可以体现当时（清代中期）石雕艺术水准的盘龙石柱，清乾隆皇帝御书的“海天元后”匾额，御赐的黄袍霞帔，还有独具特色，曾被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和有关专家誉之为中国少有的“剪碗艺术”。 灵慈宫的殿顶，从前到后有纵有横，共有十五道屋脊，三十只高翘的燕尾脊。前后几道横脊上，均配有各种不同造型的雕塑，分别饰有八仙过海，麒麟龙虎狮象豹鳄等猛兽及各种配饰的景物。这些雕塑和三十只燕尾脊，竟都用一块块姆指大小形状不一的瓷片拼接而成。近看凹凹凸凸，显得有几分粗糙；远观，则色彩斑斓，把那些人物动物景物装饰得栩栩如生，其效果，简直可以与现代的油画相媲美。 之所以被誉为“剪碗艺术”，是那些装饰的瓷片并非一般的瓷片，而是把无数的瓷碗砸碎，然后一小片一小片地剪接粘贴而成，而且要用瓷碗片上的花纹拼接成雕塑物上的各种花色斑纹，使之色彩明艳，呼之欲出。这简直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创造。 灵慈宫自修建后，历代皆有重修。每次重修，都要剔去旧瓷换上新瓷，也就等于经历了历代民间艺人的一次次再创作，手法依旧而花样翻新。1978年重修灵慈宫时，殿顶的这些雕塑，仍然沿用这种“剪碗艺术”，只是艺人们技术更加精湛，装饰更加考究，其造型也更趋完美，不愧“中国少有的民间艺术”的称誉。
黄建聪
惠安县是“中国雕艺之乡”，泉港区原属惠安，因此，石屋、石桥、石柱、石塔、石路等石建筑物比比皆是。许许多多的石制古建筑、古艺术品饱经沧桑，虽“天荒地老亦不朽”，成为泉港文化艺术成就的历史见证。 原始遗址中的石雕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涂岭松园村和蚁山（艾山）先后采集到磨制石锛数件，均系新石器文化遗物，这是泉港最古老、最原始的器用石雕作品。 泉港石雕工艺源自中原。东晋以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还带来了先进的石雕技艺。 泉港最早的石雕艺术作品，当属涂岭九龙岗上的闽林始祖陵前圆石雕。陵墓主人、东晋晋安郡王林禄薨于公元356年。方志载其墓“前有石冠石笏，后有石羊石马”，由此推断，泉港的石雕艺术史可上溯至一千六百多年前。可惜石冠、石马、石羊、翁仲等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令人扼腕叹惜。 泉港的石雕艺术精湛，从各主要寺庙的石雕作品中可见一斑。 峰尾东岳庙的石柱龙雕，一足立于波浪上，另一足屈起，翘首张口，双角凌厉，两眼圆睁，披鳞垂髯，尾翼高扬，周身盘结隐现于云团中，神态活跃，呼之欲出。东边柱因石质特异，击其头部则“锵锵”有异音，如龙之吟啸声。又因其取材于辉绿岩，颜色青褐，俨然一对气势汹汹意欲相角斗的老苍龙。其雕艺水平不亚于福州于山法雨堂前两对龙柱。 后龙镇涂坑白石宫，大殿中有石雕蟠龙、人物、花鸟大柱各一对。另有宫门抱柱石狮一对，螭虎纹石窗一对。龙柱透雕，八角形柱础浮雕骏马、花卉，龙身由下环绕而上，昂首张口。上下四足，撑举伸屈，雄劲有力。龙首下江涛嶙石，鲤跃禹门，龙身隐现于团云间；各处云头，仙人驾游其上，容态清逸。螭龙透雕圆窗及“福禄寿”三星人物造像，玲珑剔透，古雅质朴。 沙格灵慈宫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最具文物价值的是66根石、木大柱。其中雕蟠龙、人物、花鸟的石柱10根，另有山门抱柱石狮一对，山门前浮雕龙陛一方。在一个占地仅500平方米的寺庙建筑，有如此多的石雕装饰，还是鲜见的。其浮雕圆雕和透雕相结合，蟠龙威武，人物生动，花鸟华丽。立于拜亭为前柱的蟠龙柱，独具构思，其龙首不是由下向上，而是由上向下，形态宛如刚从波涛禹门间腾空而起，又即刻要乘势俯冲而下，有雷霆万钧之势。这龙首朝下的龙柱（称翻天覆地龙柱），当时全国仅有三对，即台北龙山寺、安溪文庙和沙格灵慈宫各一对，因此弥足珍贵。 东岳庙、白石宫、灵慈宫均重建于清代。从它们的石雕作品看，泉港的石雕艺术已从晚明以前的朴质粗犷转为精雕细琢、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这些石雕为我们研究泉港雕艺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林明辉
沙格村的端午节龙舟赛，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其间除了社会动乱（如清初清兵进剿惠北、“文革”运动等）时有中断外，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龙舟赛的场面更是壮观，已成为泉港区内传统文化活动的一道风景。每当农历五月初三至初五日，绵延一公里的海滩和斜坡状的大堤上，色彩纷呈的遮阳伞遮阳帽，男男女女的各色衣饰，还有飘扬的彩旗，犹如一道彩色屏障；彩旗招展的海面上，大大小小满载游人的船只（许多是来自彼岸莆田的观光船）穿梭游弋着，使原先平静的海面涌动起来；海滩上的两座戏台，两班莆仙戏文武对唱，更是增添了热烈气氛。 沙格村人已把这每年一度的端午节视为丝毫不逊于春节的隆重节日。从初三开始，几乎家家来客，户户聚友，甚至平时不太来往的熟人也因为观赏龙舟赛而登门了。那几天，真是“沙堤无处不客喧”。 沙格的端午节龙舟赛起始于明永乐年间，时地方上疫瘴流行，常使一些村落“几断人烟”。对岸的莆田年年大送“王船”，装载瘟神的“王船”漂浮于海湾，惨状可怖。于是，为了“保境安民”，沙格村人便大赛龙舟，意借屈子英灵和妈祖神威以正祛邪。每年端午节，村人皆要从灵慈宫中请出妈祖尊驾，抬着绕村巡游一圈，即“出游”，用以驱逐妖邪。这个风俗一直流传至今。除此之外，据说当时沙格村财丁两旺，可惜人文欠缺，村人又意欲借屈子和妈祖之灵以“聚集龙气”，以求子孙人文鼎昌的意思。也许真是英灵所佑，自明末王忠孝以后沙格村倒真是出了不少名人。 龙舟赛到了清代，便兼容了新的内涵。明朝忠臣王忠孝随郑氏流寓台湾，最终客死台湾。民间有游子逝于异乡，家人要引其游魂回归故里的习俗。王忠孝是沙格人的骄傲，人们借龙舟引忠魂回归，自在理中。其时由于清廷禁锢森严，对被清廷视为叛逆的王忠孝，乡人们只能以这种曲折的形式来缅怀了。
陈开登
在泉港区域，“施厝扁担”可谓家喻户晓。它是当地人们喜爱的武艺拳种，是泉州南少林寺武功在民间的遗技。扁担拳的前身是泉州少林寺的护寺棍法，传入施厝后，村民以扁担演练少林棍法，故称“扁担拳”。 “天下功夫出少林”。据史载，泉州南少林寺，又名镇国东禅少林寺，是闽中禅林名刹，规模宏大，也是我国南派少林拳的发源地。唐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嵩山少林寺“十三空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焉”。南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少林寺反王审知（闽王）之附梁”被毁。“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诏修也。宋末，少林寺反蒲寿庚，千僧格斗元兵三万……”再次被毁。到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逃往德化戴云山玄妙观的少林僧“法本高龄百有三十五矣，观募州官黄立中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秋，少林寺因胡惠乾事件，第三次被“诏焚”，从“兹无复敢修者”。 明清两代，是南少林寺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泉州少林寺与宋室南外宗赵氏皇族渊源深笃，方丈至善禅师武功高强，豪侠义胆，影响极大。全国武林高手慕名聚集该寺切蹉武功，使少林寺成为集武功之大成的寺院。少林寺“十三进，周墙三丈，寺僧千人。……僧分十级，寺造柴罗汉、活机纽，僧人均无法逃遁，世称十八柴人”。施厝扁担拳正是这个时期从南少林寺传入的。 至于施厝扁担拳的来历与沿革，存在两种传说： 一说元明时，卜居龙山（施厝）者有施、林、余、郑、蔡、麦、官诸姓。约明洪武年间有施某（名字不详，待考）因田园受人欺凌，赴温陵（泉州）少林寺习武艺。起初师父让他白天抱牛过溪放牧，要求牛蹄不湿；晚上拳捣谷粟。不知不觉中过了三年，小牛长成大牛，他仍抱牛不辍，力大无比，引重千斤，师父始授少林正宗拳艺。若干年后，施某觉艺已尽通，心思归俗，但学未满期，不能出寺。一日，他难耐佛家清规之寂寞，私闯少林寺“十八柴人阵”机关，险遭殒命，逃出寺外。 师父发现僧徒擅自闯关离寺，违背寺规，罪当废功处死。便跟踪他到泉州东门外驿道，见徒于小摊吃饭，即将手中飞钹掷出直击他后脑。施觉脑后风响，一偏头，举筷夹住飞钹。师父见状，知其艺已上乘，顿弃惩杀之念返寺。 施某回乡后重整田园，仇家知之聚众惹伐。他在少林寺学武时，有戒约：“凡少林弟子，以德行为先，涵养为本。武技之道，备以自卫，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他见势凶，即抱起耕牛奔飞远遁。仇家见状大骇，从此不敢再犯。明朝沿海倭乱，施某将少林正宗拳技传授村民用以自卫，改棍法为扁担术，一直流传至今。 另一说，清乾隆年间，泉州南少林寺被毁。有一武僧洪海（一说为冯海）和尚劫后余生，双目失明，浑身烧伤，流落到惠北光德里东林铺（今泉港区施厝村），被施、林、吴三姓乡亲收留救治，三年伤愈。洪海感恩村民，始授南少林护寺秘传武功。施姓得传棍法后，在农村日常的生活劳动中衍变为扁担术，现村民中仍有“食三年传一支扁担”的说法。林姓得传耙法，居葵山（今外厝村）；吴姓传槌法，居仙境。故至今泉港一带有“施厝扁担，外厝耙，仙境槌”之说。 施厝扁担拳的演练有上卦法与下卦法之分。据说少林弟子因传授武功违反了师门“少林秘技不妄外传，誓为谨守，犯者必遭半身不遂之大谴！”的重誓。起初他传授的是下卦技法，棍持中平近腰，动作开合转换较大。后期他果真下肢瘫痪，只能坐椅上授艺，其棍持胸平，门户紧密，衍成上卦技法。今施厝横龙一带练的乃是上卦法，三房、新厝一带练的乃是下卦法。笔者认为上卦法应是马上战法，下卦法应为步战之技法。 施厝扁担拳套路有：三步母（三战）、七步势、十四式、三十六式、七十二式、一百零八式。招式势势相承，兼枪带棍，拆练合一，沉稳紧凑，势如破竹。功架结构严密，朴实无华。劲力刚、猛、快、粘，技法灵活多变，临阵讲究阴阳虚实，以快制慢，“顺人之势，借人之力”，稳扎稳打。其中诸多动作名称仍沿用古少林之武术术语。如明抗倭名将俞大猷所著的《剑经》中有：“我起流水渐进，他决来打我手。” “他起流水进，我后手略高牵，就进杀，大小门皆然。”“起流水”一招术语，在早期的少林一式棍法中罕有此称法，而在施厝扁担拳中依然保留着“流水”、“斜流水”等术语，可见其拳法源自古少林属实。 施厝扁担拳在村民中世代相传，农暇耕余，家家操练，武风之盛，遐迩蜚声。清末民初，当地乌白旗械斗不息，乡间大兴练功馆，培养出一大批扁担拳高手。此后随着施厝人的外出谋生和拳师的传艺，施厝扁担拳方始外传。主要传向惠安、莆仙、福清、广东、海南、江西、浙江、台湾及南洋诸地区和国家。
庄玉宗
“七星灯”是民俗活动中一种吉祥的灯，其灯绑在一根长达一丈多的竹杆上，竹杆顶端糊有昂首的纸仙鹤，脚下挂有华丽的六角灯罩，每角挂一盏主灯，谓之魁灯。灯笼用细竹编成，古典枣形，外糊棉纸，灯的东侧彩绘“两童子戏骑麒麟”图，西侧交叉写上“天赐麟儿”的红字，灯外表涂上桐油，点燃后明亮夺目。 “七星灯”系中元灯，是农村七月普渡中的产物。早期就流传于泉港一带。抢“七星灯”民俗活动在山腰镇、前黄镇一带十分盛行。青年人求子丁，老年人添福寿。华灯初上，广场上就聚有男女老少民众，期待礼炮三响，准备夺灯。撑灯者举着灯，朝抢灯者舞动，抢灯者全神贯注等“七星灯”从头上划来，伸手纵跃直上夺灯，经常互相撞击，跌伤了也不管，爬起来再度拼命抢夺，欢声雷动。有时强悍者数人夺一灯或两人揪一灯，相互抢夺，夺得者笑逐颜开，把灯拿回家供奉。 “七星灯”活动形式不一。如前黄村是抢夺“七星灯”；后张村是把“七星灯”奉在家中，礼拜三天，然后把主灯送给已婚未育人家，其余焚化；坝头一带是得子者糊“七星灯”供奉十五日，以表敬谢；峰尾村是把“七星灯”横列于一根竹杆中，挂在门前朝拜三天，然后焚化。 抢“七星灯”民俗活动，不仅是一项有趣的体育活动，同时也被编演成民间舞蹈。老艺人黄珍德给自编的抢灯舞蹈定名，起初命名为《中元夺灯乐》，后又改为《采灯舞》，最后定名为《七星灯》。为体现其古老、富有闽南民间特色，还选上南音、北管的小吹名曲《贵子图》作为《七星灯》舞曲，并配上唢呐和打击乐，使整个舞蹈表现出喜气洋洋的热闹场面。特别是舞蹈中出现五种不同角色，即：男丑、女丑、老头、少女、童子等，他们的不同舞姿，更是展现了活泼不乏幽雅、紧张不失风趣的内涵。 1986年在《七星灯》原作的基础上，经进一步加工和改编，并由惠安县高甲剧团精心排练，于同年10月晋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荣获创作、演出、编导一等奖。
刘地坤
峰尾渔民过去主航北线（江浙一带），沿海谋生，通过代代艰辛的实践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摸清了航道沿途海域的地理和位置，为便于熟记导航，将岛礁位置编成口诀，并巧妙地运用于饮酒猜拳上，成为一则颇有价值、别具一格的拳令歌，概括为：“一鼓、二钱、三山、四屿、五虎、六耳、七星、八亩、九山、十浦。” 一鼓：指浙江省中部海域台州列岛的大陈、上大陈和下大陈等岛屿附近的礁石，是最常发生海难的暗礁海区。 二钱：指浙江省杭州湾外海域的舟山群岛中最大岛屿——舟山岛普陀山（沈家门）外的朱家尖以东海域中的礁石，其中以钱屿居最。 三山：指浙江省岱山县鼠浪湖外侧的众多岛屿和礁石，主要有三个排列成三角形的岛屿，形成“三山”鼎立之状，此处亦是现在海轮必经航线。 四屿：指福州港外五虎门东北海域的四个岛屿和附近的礁石，称之“四屿”。具体范围在北支、筱埕与北竿塘岛、马祖岛之间。 五虎：指福州港外五虎门以外的岛屿和礁石，即马祖岛以西的海域，其中五个岛屿形状像只老虎，谓之“五虎”。 六耳：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石塘乡南面海域，众多的岛屿和礁石构成耳朵形状，散布于海中。 七星：指闽江口外白犬和南塘之间海域的暗礁，此处水流湍急，没有航标；另一说法指闽浙交界海域中的七星岛。 八亩：指浙江省东南部金乡盐田阜外侧的众多岛屿，主要指北龙山岛、北麂山列岛和南麂山列岛及附近的礁石，其中有一暗礁面积逾八亩，故名曰“八亩”。 九山：指浙江省象山县东面至韭山列岛海域四周岛屿，此处礁石密布，以其中九个岛屿上的山岭著称，称之“九山”。由于这里浪高流急，人们难以判断海流的流向，常发生渔船触礁事故，流传有“七沉，八浮，三加弧”的说法，提醒航船注意安全。 十浦：指散布在浙江省象山县石浦港海域的礁石，“十浦”自“石浦”谐音而来。
刘荣振
峰尾人世代以海为生，一扬帆出海就要“乘风破浪”。浪由风起，风因气生，气自“天”来。天气变化直接影响或威胁渔民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广大渔民特别重视观察天气变化，总结积累了许多观天经验，形成谚语广为流传。 一、主风天气谚语 1、春报头冬报尾，夏报一点火。 2、六月北风就是台（南风季出现北风是台风前兆）。 3、秋风台，无人知（北风季节很难辨别是大风还是台风，务必提防）。 4、十月防三五（指阴历初五、十五、廿五日常出现强大风）。 5、十二月南风现报，早时南风晚时报，午后南风三日报。 6、一雷打九台，九雷台风来。 7、日出起横云，劝君莫下船。 8、南底白云起，大风必停止。 9、日生脚，起脚风、落脚雨。 10、日报一、夜报七、黄昏报十一、早晨报半日。 11、秋天西风吹过午，来日必有大因故。 12、早门南风晚门报，晚门南风三日作。 二、主晴雨天气谚语 1、黑脚西南落脚潭（常出现在阴历四月廿七、八，五月十二、三的日子里）。 2、早时雨，“白贼什某”。 3、早时东南黑，势必午前雨。 4、有雨天顶亮，无雨四边光。 5、久雨现星光，明朝雨更狂。 6、久雨傍晚停，一定转天晴。 7、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 8、春看山头晴，来日便分明。 9、冬观海崖晴，无雨风平静。 10、虹出东，水流入；西出虹，雨来停。 11、东海出“半帆”，大水淹死虫。 12、南闪百日晴，北闪在眼前。 三、其他天气谚语 1、春看山头，冬看海角。 2、春茫风，冬茫霜，夏茫日头公。 3、早要天顶穿，瞑要四脚悬。 4、早时西北仔，午后东南风，免得问天公（指正常天气）。 5、出明山，大“坏空”（“坏空”意为大事不妙，指暴风雨的前兆）。 6、海是天肚胀，天未变，海先知；天气变坏，无风船也摇摆。 7、雷电起西方，定是雨和风。 8、夏雾洒死虎，南风必过午。 9、雨打小满头，鱼虾眼泪流（晴）。 10、五月节“龙船北”，雨水淹头壳。 11、冬节在月头，寒在年冥兜；冬节在月中，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尾，寒在正二月。 12、上半月看初三，下半月看十八。
黄建聪
我国少数民族中著名史诗之一——畲族长篇史诗《高皇歌》，又名《槃瓠歌》、《龙皇歌》、《盘古歌》、《祖公歌》、《传宗歌》等，它以槃瓠传说为基础，叙述畲族的氏族神灵、历史渊源和迁徙行程。全诗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槃瓠传说，主要叙述高辛帝时龙麒平番乱，因功被高辛帝招为郎婿，生三男一女。高辛帝赐姓名，三男分别为盘自能、蓝光辉、雷巨祜。女长大后嫁给钟智深。自此，畲族盘、蓝、雷、钟四姓形成。第二部分叙述龙麒携妻带子迁广东潮州开荒狩猎。第三部分叙述龙麒子孙自粤迁闽、浙的原因及行程。史诗成形的时间无考，但根据史诗的形式和内容看，定型的时间约在明朝。 山腰镇钟厝、鸢峰两村钟姓畲族开基祖钟进享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由安溪善坛迁来。这里的村民世代流传着关于畲族由来的传说——盘瓠的故事和《高皇歌》。或因年代久远，钟进享自安溪迁居钟厝时，该史诗尚未定形，加以系口头流传，渗入地方语言特色，故这里的《高皇歌》并不完整，只有《出征歌》和《成亲歌》，与广泛流传的《高皇歌》文字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谨录之如下： 一、出征歌 祖公名字叫龙麒，原是当初一朝臣； 龙麒年青本领好，行云过海会化身。 当朝坐位高帝王，天下太平谷满仓； 感谢高辛管理好，百姓耕田笑朗朗。 番王贼子起恶心，带兵过来打高辛； 高辛皇上心慌乱，文武百官不安宁。 龙麒胆大是当年，不怕贼子打过山； 上朝奏本告皇上，自愿带兵打番王。 龙麒带兵打过洋，一直打到番王乡； 番王不知兵马到，高楼吃酒醉醺醺。 割落王头过海洋，云雾弥来暗茫茫； 一时雾散渡过海，王头奉上高辛皇。 王头奉上高辛皇，高辛斟酒笑郎郎； 高辛看见心欢喜，愿诏龙麒做婿郎。 二、成亲歌： 高辛皇上养三娘，三个公主一个样； 第三公主巧伶俐，嫁给龙麒做妻房。 龙麒三子女一名，带上王朝去求姓； 大子盘装便姓盘，二子清秀便姓蓝。 第三细子正一岁，王朝殿里讨姓来； 凑看雷公刚打响，朱笔落纸便姓雷。 龙麒做官在朝中，亲养三子女一宫； 亲女招来钟姓子，女婿养子是姓钟。 龙麒三子婿一人，当初原是带过兵； 三子一婿本领高，文武朝臣生妒心。 ……
陈开登
北方中原地区士民屡遭战乱之苦，纷纷南迁避乱，开发七闽蛮荒。特别是东汉末、东西晋、唐初、唐末五代以及宋末迄明初，北方士民大规模迁居闽中，其中不少人居住泉州，当然也有部分来到泉港地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中州语言文化也同时在此繁衍演化。 泉港地处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的临界区，使这里的方言既独特又相当混杂。目前泉港地区方言以闽南语（山腰、前黄、涂岭一带）、莆仙语（界山一带）、头北语（后龙、南埔、峰尾一带）为主。有的虽系同一方言语种，但村与村之间语音语调也略有差别。 赋诗对对是古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展示才学的方式之一。泉港人也喜欢耕余饭后以吟诗作对娱乐。他们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总结提炼出相当一部分独具特色的方言对子，读来朗朗上口，趣味环生。现辑无名氏二十个方言对子以供欣赏： 沙格对肖厝； 沙格宫对上坑祠（沙格宫即灵慈宫，上坑祠即樟山祠）； 林头寺对峰尾岳（林头寺即先锋村“西庵”；峰尾岳即东岳庙）； 仙境对后坑（仙与先谐音）； 铜山对铁坑（铜与东谐音）； 乌鸦对百罗（百罗即百灵）； 狗子对猪牯； 小猫子对老鼠婆； 豆油对生枯（生枯指花生饼）； 油麻对竹芋（油麻即芝麻）； 通对柱（“通”指石制的横梁）； 臭头对烂脚； 大房对小家（小家指小族）； 小娘对达埔（小娘即女人，达埔即男人）； 耐心对热狂（热狂指狂妄、粗心、性急）； 兴旺对衰亡； 讨钱师傅，欠钱王爷； 贫苦长寿，富贵短命； 清心乐意，福寿康宁。
第六辑 宗教风俗写意
宗教独特，桩桩积淀着民间的奥妙和活力，震撼我们心灵的是鼎盛的女神崇拜，是神奇的“活佛”事迹，是曲折的教众磨合……风俗淳厚，款款舞动着岁月的古朴和生机，滋润我们目光的是和睦的宗族文化，是壮观的渔业风貌，是葱茏的丘后宋荔……
林明辉
妈祖俗名林默娘，祖籍莆田忠门湄洲，为闽林晋安二十三世、唐九牧六房林蕴派下六世孙女，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卒于宋雍熙四年（987年）。时航海人广泛传说林默娘常常显灵，身穿红衣飞翔于海，救助落难生灵。因此，海船上就竞相供奉默娘神像，奉为海上女神。宋元明清，历朝帝王屡屡加以褒封，直至“天后”、“天上圣母”，世称“妈祖”，林姓则称之为“姑妈”。历代皇帝的褒封，春秋祀祭，又扩大了妈祖的影响。妈祖崇拜，自沿海扩散至内陆，自本土弥漫向台、港、澳及海外，几乎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敬奉妈祖的庙宇。 自妈祖仙逝至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近三百年间，全国共建有妈祖庙宇24座，沙格灵慈宫（建于咸淳六年）就是其中一座。可见，由于地缘的亲近，与莆田习俗的相近相通，妈祖信仰早就进入了泉港地区。妈祖在当时就已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为崇敬的神祗。 泉港区域特别是沿海渔村，渔民们对妈祖崇拜已达到极度迷信的程度。早先没有天气预报，渔民们出海与否，甚至遇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要问卜于妈祖，由妈祖灵前的箬杯作出决定。渔船入澳，或是事成后，便要牲礼菜瓯，隆重地叩谢妈祖，几乎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例规。 现在，大大小小妈祖庙宇几乎遍及全区各个村落，规模较大的有沙格、柯厝、肖厝、郭厝、峰尾、奎壁、荷池等地的妈祖庙，甚至许多家庭内也设有妈祖神位。妈祖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海上保护神了，而是把她当作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神明而春秋祭祀、四时膜拜。泉港区域内林姓众多，林姓人称为之“姑妈”，于是“姑妈”又成了本地人对妈祖的昵称。 每年农历3月23日（妈祖诞辰纪念日前后），泉港区的沿海村落，可以说是倾船出动，纷纷往湄洲祖庙烧香谒拜，那份虔诚简直无与伦比。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由闽林始祖文物古迹重修董事会主持，在晋安郡王陵后山间新建了以妈祖庙为主体的数座庙宇，由湄洲祖庙分灵至祖宗福地。因此，近几年，吸引了众多的本地崇拜者前往顶礼膜拜。
阿 婷
泉港地处滨海，民众崇拜海神妈祖者甚多。影响最广泛的是湄洲妈祖林默娘，俗称大妈；其次则是“黑面妈祖”陈靖姑，俗称三妈。泉港境内多数妈祖神庙二神同祀，如涂岭乌石宫、沙格灵慈宫、荷池天妃宫、埭港龙见宫等，而乌石宫、郭厝莲山宫则主祀三妈陈靖姑。在这里，人们对她的崇拜程度并不比湄洲妈祖逊色。与林默娘一样，陈靖姑也是因灵异事迹而成为民间信仰的俗神。 相传陈靖姑于五代年间出生在福州下渡，长成后嫁与古田刘杞为妻。她自幼就豪爽侠义，曾与林纱娘、李三娘同师学道，学得一身非凡法艺，行医济世，驱邪救民。24岁那年，陈靖姑为救生灵，不顾天谴施法祈雨抗旱，触犯天条，以致身遭雷击，颜面变黑，殒身于古田临水。陈靖姑仙逝后，百姓感激她一生正义舍身救民，乃塑像纪念且敬若神明，号为“临水夫人”，后陈靖姑又被封为“顺天圣母”，与湄洲妈祖同受人间烟火，因颜面变黑，世称“黑面妈祖”，属“净明闾山三奶派”。 因陈靖姑在世时行医济世，逝后，在百姓的信仰中，渐渐成为主司生育的神祗，被奉为妇幼保护神，民间又称为“注生娘娘”。泉州人则将她视为生育神，称“奇仕妈”（即祈嗣妈）。在泉港，信仰她的人也很多，无子嗣或求男丁的人家大多把精神愿望寄托在注生娘娘身上，有的甚至从宫庙里分香回家设神位朝叩暮拜祈求早生贵子。 泉港境内奉祀黑面妈祖最有名的宫庙是涂岭乌石宫，该宫始建于宋嘉祐二年（1057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传说蔡襄兴建洛阳桥，陈靖姑曾斩除蛇妖、筹措银钱相助。乌石宫开工典礼之际，蔡襄特地赶来朝拜，并题赠“顺天圣母”、“应天开基”两块匾额。除了乌石古地流传着陈靖姑救民除害的灵异事迹外，湄洲湾、玉笏石等相关的传说中也都留有陈靖姑的足迹，至于建有宫庙奉祀的村落，更是将其显灵的事传得神乎其神。每年的临水夫人诞辰，总有许多信众前来朝拜。现台湾高雄县凤山“美泰宫”殿中的“黑面妈祖”，就是从乌石宫奉请过去的。
阿 婷
峰尾地处滨海，民众主要靠“讨海”为生，因精神上需求寄托，兼之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人文等因素，明中叶之后，这里也诞生了一位由人发展而成的“神”，成为峰尾一带沿海村庄祈求平安和出航的“护航神”——姑妈刘益娘。 刘益娘，原名大娘，又名乙娘，生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一月十七日，逝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凡世二十春秋。当地刘姓是大姓，因同宗，称之为姑妈，外地非刘姓则称之为峰尾姑妈。 据谱牒载，刘益娘自幼聪颖过人，以“温淑清顺，懿惠中和”见称。更让渔民称赞不已的是，每逢天气骤变或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时，刘益娘总是昼夜不安，通宵达旦地伫立在海边或尾山埔细心观察，一有危情便点燃柴火，引导渔船顺利返航安全入澳。因此，峰尾一带渔民都有口皆碑，传颂这位贤淑少女的义举善行。 刘益娘十八岁那年，嫁给郭厝后柳村程家为媳。翌年九月二十二日，刘益娘带着三弟自外祖母处回夫家，路过郭厝村一处甘蔗园，幼弟不懂事，见了甘蔗口馋哭闹要吃，刘益娘无奈，只得取二枚铜钱（足够购买一株甘蔗）用红头绳串着系在一株甘蔗身上，然后折另一株甘蔗给幼弟。此时蔗主刚到，不问青红皂白便破口大骂，并狠狠打了刘益娘一记耳光。刘益娘蒙受大辱，有口说不清，羞恨难当，当晚便悬梁自尽，以死一洗清白。 刘益娘含冤受屈而寻短见，轰动了峰尾一带的渔家。不少渔民从打抱不平到深深怀念，发展到殷切期望刘益娘能升天成“神”，再为广大渔民做好事。因此，在渔民的口碑中，刘益娘逐渐成了神。 之后几十年间，先有地方士绅为刘益娘妆金身塑像，放在其故居厅堂中奉祀。群众为求精神寄托，时常向益娘金身焚香求签问卜，并上报朝廷，请谥刘益娘为“义烈”。后又有善信鸠资在峰城西门外山坡大石顶的濒海处建庙供祀，因刘益娘“素明大义，秉性真烈”，故正式命名为“义烈庙”。 明嘉靖年间，滇南寇乱边关告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毛伯温奉命征讨。班师回朝时，毛伯温启奏道：“南征之功，绩著女神。”（所指女神即湄洲林默娘和峰尾刘益娘）皇上听后，钦赐林默娘为“天上圣母”，刘益娘为“姑妈娘娘”。“义烈庙”至今犹有匾联“系出峰城娴内则，神偕湄岛护群生。”指就是此事。皇上的加封，推动了群臣对刘益娘的宣传与赞扬。著名书法家、内阁大学士张瑞图特为刘益娘题写一匾，称她“坤德孚民”；紧接着内阁大学士史继阶也题匾“一德寿民”，内阁大学士都御史郭必昌题“婆心济世”。这些牌匾至今尚存在义烈庙内。经嘉靖帝的御赐和三位内阁大学士的题匾，峰尾姑妈刘益娘一跃成为遐迩闻名、显赫无比的“护航神”、“保护神”。 此后峰尾渔运日益兴旺，人们对姑妈娘娘的信仰与崇拜也与日俱增。峰尾的渔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姑妈刘益娘的神奇故事传播到哪里。福建沿海各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都相继建立“姑妈宫”，台湾台北还组织“姑妈会”，尊刘益娘为“海国女神”、“海峡第二女神”。
黄建聪
《五礼通考》一书说：“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泉州侨乡家庭主妇住房门口供奉的守护神——檐口妈，她的俗身是清代农民起义女领袖邱二娘，这是泉州民间信仰中的本地英雄人物。从泉州地面的六位家神看，檐口妈属晚辈。把一位叛逆女性供奉为神，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反映了泉州妇女潜存着异端文化的性格。 邱二娘（1833—1855年），原名邱真，生于洛江区马甲镇梧峰村许坂厝。父亲邱柳先，母亲苏于。邱柳先有二男二女，长子邱英，次子邱申，长女适外，邱真位居第二，人称之邱二娘。后因饥荒，举家迁居峰尾半岛的前亭村。因家庭生活难以为继，邱二娘被卖给峰尾村大厝刘家当童养媳。 生性刚强的邱二娘忍受不了刘家的虐待，遂逃至涂岭东坪村亲戚家。在表哥林杯（太平军战士）的引领下，入尼姑庵学道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她自幼从谊父王掌（前亭村人）学医，又从父亲邱柳先学会了阴阳历法，便以传道行医为名深入民间，发动群众，准备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这时，林杯不幸牺牲。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年仅20岁的邱二娘揭起“顺天命邱二娘”的旗号，把神和天父的信仰合二为一，提出“虽是女人乾坤造，邱氏召集贤众多，普天之下皆黄土，除清救民建帝都”的口号。很快就拉起一支有千余人的队伍，并组建女营，进行特殊训练，名驰远近，时有“邱厝查某无览（弱）货”之誉（时人误以邱二娘是南埔镇邱厝村人）。 此后，邱二娘率义军转战晋江、惠安、仙游等地，并与永春红钱会林俊义军、仙游乌白旗相互配合，给清政府在闽中、闽南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清军为掩饰败绩，便宣扬邱二娘有“撒豆成兵”、“剪纸为马”的“妖术”。 1854年春夏之交，攻打惠安县城失败后，邱二娘为保存实力，采取“化整为零”战术，让义军潜伏各处，伺机东山再起。奉旨回泉州办团练的陕西道御史陈庆镛和户部侍郎庄志谦四处悬赏通缉邱二娘。由于邱二娘机智应变，官府屡屡扑空，便传说她“妖术善变”，有“分身之法”。咸丰五年（1855年）夏，由于叛徒的出卖，邱二娘被捕，农历六月十四日在泉州南校场被处以“凌迟”，遂英勇就义，时年仅22岁。 为斩草除根，大批清兵追到梧峰许厝坂，欲抄家灭族。村中有个叫邱王傲的教书先生急中生智，立时书写状文，托人在村中土楼边搭起香案桌，塑造一尊草人，草人左手举状书，右手拿钱银，以吸引官兵。状书上写着：“生在前亭乡，嫁在峰尾城，造反东坪坡，竖旗半岭宫，七月二十日攻惠城，与邱家无关。”官兵看后，即转往它处。造反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罪，为避杀身之祸，乡亲们不敢公开承认邱二娘是许坂厝人，情有可原。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就义后的邱二娘的人格被神圣化。据传，邱二娘在就义前曾告诉刽子手，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怨，但万不可割断我的裤带，否则我死后也饶不了你。不料，刽子手在行刑时用力太猛，竟将她的裤带割断。邱二娘死后不久，刽子手竟无故七窍流血而死，因此泉州百姓都认为是邱二娘显灵报应所致。民众感念她反清救民的壮举，就在泉州南校场花园头村义全宫南面，捐资建造庙宇，塑邱二娘神像奉祀，称为“檐口妈”，或“床脚妈”、“庄脚妈”、“藏脚妈”。每年农历六月十四日“檐口妈节”，或在普度节，善男信女们都备办丰盛的供品，或者敬献纸裳、弓鞋等。如结婚或生男孩，尚须加献纸贡，以表明对邱二娘的敬仰之情。 在邱二娘战斗过的兴化府仙游县，民间也建庙塑邱二娘神像奉祀，号称“游路夫人”或“仙姑妈”。据说，凡敬奉邱二娘神祗的地方，就能保佑家宅安宁，妇孺安康。洛江区许坂厝的宗亲也在她的旧居塑造神像奉祀，尊称“邱二姑”，现每天早晚仍有专人行香敬奉，每年农历六月十四日举行拜祭活动时，海内外的宗亲也常前往行香朝拜。 新中国成立初期，泉州市人民政府在泉州威远楼上建立“泉州历史人物纪念馆”，其中即有邱二娘像。历史小说《烈女哀鸿》塑造了这位反清女英雄的高大形象。
陈华发 山头寺地处偏僻，创建后数百年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小佛堂。自陆叔禅师入住以后，僧藉寺传，寺凭僧名，山头寺声名日盛。 陆叔于1833年出生于现界山镇鸠林村南庄一陈姓贫苦农家，因其排行第六，修持法门德高望重，故民间尊称其为“陆（六）叔”。陆叔自幼信仰佛法，爱与僧侣为朋，三餐茹素，有仙风佛骨之性。长大后亦不思成家，20岁那年（1853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突发宏愿，连夜奔投山头寺出家。他专心诵经礼佛，勤劳生产，节衣俭食，接济贫民，生平行善之举稀奇罕见。 山下信众皆称陆叔有三“佛心”：一、待人以善心。每年将收成的番薯制成干薯片，把番薯头尾留下，中间的甘甜部分用以接济揭不开锅的穷人；每闻贫苦人去世，他都带着一斗白米登门吊唁，念《心经》以超度。二、待物以慈心。每逢青黄不接鸟雀哀鸣时，他都将瓮中米谷撒于地喂鸟；见蚂蚁在厨灶或在地上忙碌，悯其劳苦求生，即将生油或饭粒洒在蚁穴口，任其搬食。三、待己以忍心。每月初一、十五，他总要坐禅三个时辰，严寒酷暑从无间断；且凭一己之力，开山垦荒数十亩，起早摸黑劳作；偶有病恙，总克己不与人言，静坐念佛，直至病愈。 陆叔禅师一生高风亮节，不求浮名，不贪浮利，许多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常往涂岭粜米，换些钱币购置礼佛用品。粜米时他总是任人议价，决无还价。一次买主多付一元钱，陆叔回到寺中方才发觉，这时已近黄昏，但他马上奔下山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买主，将一元钱交还。再返回时已是掌灯时分，结果在黑暗中不慎落下山坡，扭伤了足踝，但他毫无怨言。还有一次，陆叔发现有人偷挖山寺的番薯，他远远看到此人衣着褴褛，料想其必是三餐不继，为生活逼迫所致。便连忙往房内取薯干一袋，悄悄地送到那人身后，并留话：“如遇窘迫，当再来取无妨。” 陆叔修行期间，山头寺殿宇狭小，僧舍简陋，每逢佛寺节庆，香客拥挤不堪。他很想改变此种境况，便动手用木料制作一寺院立体模型，此模型高50厘米，宽40厘米，为三进加护厝结构，佛殿、法堂、僧舍和客厅等一应俱全，施以彩漆，红砖青瓦、雕梁画栋极为逼真。此物现仍珍藏于寺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南庄陈永兴居士感陆叔修行硕德，主持在旧寺左侧仿此模型建三开间佛殿一座。 1912年农历三月十四日，世寿七十有八的陆叔禅师自知年限已至，自备干柴设台于寺殿门前，口念佛号盘坐之上，引火焚身。烈烈焰火引来附近民众，在场者无不垂泪跪拜。火燃毕，陆叔遗体仍正襟危坐，僧服丝毫未损，只有须眉略被燎焦。此奇事不久传遍莆仙惠三地，世人皆说陆叔禅师苦修得正果，从此皆称其为“活佛”。山头寺亦被诸邑信众视为圣地，香火盛极一时。 陆叔羽化后，信众用白绫裹其体，上髹油漆，奉祀于新寺佛殿之上，此寺亦易名为“陆化寺”，以纪念陆叔坐化事迹。时莆田郡书法家张琴闻知陆叔生平奇迹，特题两对楷书楹联：“庭前詹葡香留座，火里莲花净出尘”；“千峰雷雨摇龙窟，七宝楼台耀佛灯”。此二联镌于陆化寺檐下石柱之上，现字迹犹存。 “文革”期间山头寺香火湮没，寺宇也因年久失修，残破颓败。陆叔的遗体也在“破四旧”时被人推倒砸碎，几位虔诚的居士将残骸送往仙游县枫亭会元寺再度火化，骨灰入瓮置于该寺奉供。“文革”后，山头寺佛事复兴，寺宇修葺一新，陆叔之骨灰亦被迎回寺中。
黄建聪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宗教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基督教迅速在泉港各地传播开来。 清同治四年（1865年），涂岭驿坂附近的慕柄村何乌黎旅居厦门海沧，受“西国基督教差遣到中国布道会”（简称“西差会”）牧师传道，慕基督教义，即受洗入教，成为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泉港人。入教之后，何乌黎回到慕柄村，劝家人信教，并租屋为简易教堂以传教。他走乡串里，向农民、盐工传授基督教义，阐扬“赎罪救灵”之道。不久，便有山腰及惠安东部的涂寨、西部的黄塘等地群众到此受教。因听众日多，何乌黎等在叶厝村设点传教。 坝头古县村李宝三因受村中大姓欺侮，出走至厦门谋生。一天，他偶经“西差会”礼拜堂前，被牧师邀请参加布道会，不久便接受洗礼，皈依基督。因为他早先习过诗文，颇有文化根基，厦门“西差会”便重点培养其为传教士。1869年，李宝三受遣回乡传道。他从厦门带来一批用闽南方言编成的“白话字”基督教课本，把自己的书房改设为礼拜堂，挂起“耶稣教福音堂”招牌。李宝三勤勤恳恳，每一个礼拜天均要召集教徒礼拜，诵读《圣经》、《圣诗》等，从不间断。厦门“西差会”又派外籍牧师山雅各前来泉港协助教务，在山腰等地设堂传教，还从惠安知县处弄来保护教堂的告示。 古县教堂是泉港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泉港有基督教会之始。因堂址狭隘，且地处偏僻，不利于教友聚会和扩大传教范围，次年，古县教堂移至交通方便、居民众多的坝头。自此，泉港的基督教发展迅速，教徒日众。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泉港先后设立的重要教堂有驿坂、古县、坝头、山腰、叶厝、涂岭、梅林、圭璧、后郑、肖厝、沙格、郭厝、前亭等地，并在山腰创办教会学校普化小学（今山腰中心小学前身），以解决教友子女就学问题，也为教会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黄凤禧
清末，西方各种宗教不断对中国进行渗透，常有为争夺地盘、教众等各种利益而发生械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泉港发生了一起由基督教和天主教双方洋传教士操纵的大规模械斗，轰动全省宗教界。 当时，涂岭的基督教堂设在泗洲村，天主教堂设在后头村，两村相距不远，不同教众之间常有摩擦。一天，天主教徒谢乌英偷砍了基督教徒潘瓜的树木。潘瓜在基督教传道士的支持下，纠集基督教徒在涂岭街绑架了谢乌英。涂岭天主教传道士杨明水闻讯，忙央请当地士绅出面斡旋，并敦请知县唐至燮捉人。谢乌英随即被释放，但天主教徒有意扩大事态，故意又向基督教堂索人，双方纠纷升级。天主教传道士杨明水和蒙古族天主教徒出鸭只在驿坂被设伏的基督教徒捉拿，并被押至惠南洛阳拘禁。 天主教徒连忙报告西班牙籍神甫刘振镛，同时纠集教众四处设伏，捉拿基督教徒，焚毁基督教堂。基督徒陈秀璋也报告英籍基督教牧师山雅各。山雅各通知全县24堂派出教徒共一百多人携枪械前往涂岭救援，并严令各堂传道士亲自带队。天主教不甘示弱，神甫刘振镛亦率全县天主教徒往涂岭支援，械斗日趋激烈，双方均有人员伤亡，并影响至兴化、泉州两府属县。 知县唐至燮忙带兵丁前往弹压，但一见双方的洋教士都亲自到涂岭督战，惊慌失措，不敢处理。 其时，鼠疫流行，加以教徒械斗，涂岭一片凄凉。唐至燮无能为力。双方的洋教士都以唐知县办案不力，分别通过英国和西班牙驻厦门鼓浪屿的领事，向闽浙总督提出抗议。省方忙派专员查办，唐知县被就地免职，基督教英国伦敦公会负责赔偿天主教的人命款，械斗之事方告结案。
庄一平
1907年山腰大小房发生冲突，小房的乌耽被大房抓过并打得不省人事，后经惠安政府派五百名官兵弹压息事。 至1909年初，山腰大房有人唆使儿童念“大空、大空，顶厝（大房）抓乌耽”的歌谣。乌耽听了十分恼怒，聚集小房群众焚毁了插居在社厝墓村的大房人家房屋，使稍息一年多的大小房冲突再次激化。 几天后，小房基督教徒庄有才自恃有教会势力的保护，清晨依旧挟着《圣经》到教堂做礼拜，却在途经大房地界时被大房族人当场殴打致死。 在当时反洋教运动刚过不久的中国，传教举步维艰。山腰当时只有一百多户教民。庄有才被打死后，英国驻惠安牧师陈和礼以教徒被杀、有损大英帝国尊严为由，上报驻厦门英国领事。英国领事立即照会清政府，清政府饬令惠安县知事马冠俊坐镇山腰剿办。“西差会”（西国基督教差遣到中国布道会）也派牧师陈和礼和方希贤共同督办。这样，本为封建房族冲突的事件就变为一场教案。 由于山腰大小房冲突由来已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几个月后，马冠俊因办案不力被革职。换了一个姓许的知事继续剿办。许知事先让大房赔偿人命钱3000银元，并对小房许诺继续追查惩凶。为讨洋人欢心，又特出“示禁”石碑，作为洋人设堂传教的永久护身符。碑文曰： “……自此次示谕之后，如有不肖之人，扰及安分教民，或阻止本乡外乡教民来堂礼拜，及勒令摊出违背约章干犯王法各费情事，一经查出，或被教民指控，定即照章察明惩办。凡尔教民，亦宣各释前嫌，勉为善人，永敦和好。其各凛遵无违！特示。宣统新纪元年十一月□日。” 此碑原竖于山腰基督教堂前。1959年运往泉州“晋江专区各界自我改造展览会”陈列，后停放在开元寺功德堂门口。
庄一平
山腰庄姓，约占泉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居住在“四锦”（即锦山、锦川、锦联、锦塔四个村）的居民以农业为主；居住在“三工区”（即菜堂、陈庄、埭港）的则以盐业为主。 唐光启二年（886年），河南光州固始的庄锐、庄森兄弟随王潮入闽。庄森定居在永春桃源，为泉州庄姓的开基始祖。庄森九世孙庄夏，历仕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受命赐开刺桐城，遂定居泉州（现庄府巷）。庄夏次子梦周迁居洛阳江南岸，形成琯头村。 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梦周四世孙庄元奇，名维明，号留孙，因琯头村地狭而人稀，以赶鸭为由，觅发展之地，迁至沃野十里、背山面海的惠安七都安埕铺前蔡，成为山腰庄姓的开基始祖。由于定居后他们仍以饲鸭为业，故后世昵称之为“赶鸭公”。 定居后，庄元奇遵一江西堪舆先生指点，迁葬其父母遗骸于前涂，尊为一世祖，庄元奇即为二世祖，死后葬于天湖，故有“一世前涂，二世天湖”之说。在定一世祖墓穴位置时，堪舆先生告诉庄元奇“进前三步三宰相，退后三步万人丁”。庄元奇认为有人方有才，就选择了“万人丁”。 由于“赶鸭公”及其后代的勤劳耐苦，拓展基业，子孙繁衍较快，居所逐渐向四周扩展，逐步覆盖了安埕铺数个村落。由于血缘的联系，清康熙二年（1663年），他们居住的地面上出现了统一的山腰村，并成为安埕铺庄氏的总称。据说因为山腰庄氏源于前蔡，而前蔡又位于塔山之腰，故名山腰。 经过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赶鸭公”之“万人丁”的愿望早已实现，单乔迁海外的山腰庄氏后裔就不下万人。后裔虽未有“三宰相”，却也应了赶鸭公“有人方有才”的先见，人才辈出。“翰林爷”庄人瑞、现代全国茶叶专家庄晚芳、侨乡商业巨子庄重文、政坛显要庄日昆等，都成了“万人丁”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人丁兴旺，“赶鸭公”的后代充分利用依山傍水之利，由最初的饲鸭业到开荒垦田进行农耕，还逐渐利用近海滩涂资源发展贝类养殖，特别是晒盐业的出现，更进一步促进了山腰的崛起，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山腰一直被冠予“惠北重镇”的称谓。
黄建聪
全国最大的连姓聚居地，位于前黄镇坝头及周边二十多个自然村。包括凤林、凤山、凤南、凤阳、凤安、凤北、坑内等行政村属下的刘上、下墩、后厝、大厅、后山、西吴、乌边、刈林、田墩、蔡头桥、埭中、北洋、中洋、顶下坑内、朝林、顶坂、安兜、社塘、前埔、后宅、外坑、后洋、溪墘等地及南埔镇岭口村（俗称坝头仔），人口近三万人。而据杨绪贤《白话台湾区姓名堂号考》，1978年台湾全省连姓人口共计28318人，名列台湾各姓人口第74位。就是说，单坝头一地连姓人口就与全台连姓总人口差不多。 稽考史籍，坝头连姓源自山西上党。据仙游县《凤阿连氏阿头族谱》和坝头连氏族谱原本《阿头谱》载，连姓入闽始祖连恺，字广志，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以明经擢第，官至江苏常州尉、叶州通义大夫。唐僖宗中和年间（882—885年）因避兵燹弃官奉双亲入闽，卜居福州府闽县。延至第9世连治，于南宋孝宗隆兴年间（1163—1164年）弃文从武，以功封镇南将军，淳熙年间（1174—1189）封升吉侯，旋加封右邦丞相。因佞臣变乱朝纲，三谏不纳，“恐祸延林木，遂退隐，迁入兴化仙游云顶山北方卜宅，以姓为地号，名连坂，住斯焉，始建府地”。后连治以该地风水受伤，迁居前连村。连治生连应祖，连应祖生三子，长连钺，次连钊，三连锡。连钊，字兆钦，于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自仙游县连坂迁入泉州府惠安县，卜居于七都曾占尾一地，为今泉港区坝头连姓之鼻祖。连钊开基至今八百年间，其子孙不断在坝头及其周边地区繁衍生息，连姓人口已近三万人。 连姓东渡台湾及迁向东南亚的，以漳、泉二府为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坝头迁去的。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连战称，其先祖“自泉州府北连姓聚居地迁名”。追根溯源，每年均有连姓后代从台湾或南洋回坝头连氏宗祠祭拜祖先，寻访祖居地。
黄世通
前黄镇前黄村的黄氏始祖是何人？自何处而来？由于近百年来世事沧桑，谱牒均失，答案亦众说纷纭。近期以来发掘、搜集了一些宝贵的史料，逐步理出一个梗概。 最有力的史料，当属三四块当代出土的墓志铭。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陇州房黄保齐的墓志铭载：“侄孙讳妈佑，字保齐，居惠安之前黄。其一世祖讳昇，赐进士出身，宋大理寺卿，由莆迁惠，为前黄之始祖。”2000年，又出土一位前黄陇州房的先祖——黄明心的墓志铭：“君讳明心，字少清，黄氏先祖昇公，宋至和年间进士，宋大理寺评事，自莆田迁居惠安前黄，历二世祖讳理公及二十一世讳云蒸公，先后皆进士。”前者碑文系前黄二十四世祖，时任福州府永福县训导黄廷贤撰写，落款时间是清道光三十年六月。黄廷贤是前黄先贤，治学严谨，作此碑文定有根源。而后者主人生于明末，是当前出土的墓志铭中年代最早的，其说法应比后来的碑文更可信。 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前黄解元房黄在帷的墓志铭，其中载有：“……自始祖进士校书郎理公由莆徙惠之鳌塘（前黄清时属六都鳌塘铺）而宅焉。”此中提到“始祖”校书郎黄理由莆徙来，与上述黄昇为始祖，黄理为二世一说相悖。近年来，有族人为谨慎起见，到祖居地莆田黄巷查考族谱，却有了意外收获。证实仍黄理迁惠，开基前黄，而后接其父大理寺卿黄昇来惠，并奉为前黄始祖。可见了两者说法皆所持有据，难怪百年来各持一词，纷争不止。 前黄自北宋哲宋元佑辛末（1091年）年开基至今，已历九百一十多年，衍裔36世，辖前黄、西园、土楼三个自然村，全村总面积二千多亩，户数1172户，总人口4373人。徙居外地有：前黄镇的古县、芹坑；峰尾镇的后山、下楼；后龙镇的前厝、坑头；南埔镇的尞仔；涂岭镇的水曲、清美、后田角和惠安县东桥镇的西园曲等十几个自然村；还有南安市的四黄村；福清县郊以及福州、厦门、石狮、三明、永安、浦城等地；同时还分布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菲律滨等地区和国家，总人口近三万人。 前黄村南观鲤鱼（惠安辋川鲤鱼岛），北倚麟麒（本村后麟麒山），世称望族。据在帷公墓铭载：“吾家文风丕振，诸伯叔冠盖相望。”祠堂上曾有一联：“文武联镖七进士，曾孙接钟两文魁”。春秋二祭写对联：“文武魁元七进士，御前侍卫五代同”。科举年代，考中举人十五人，其中进士及第七人，会魁、解元2人。素有“诗礼之乡”之誉，现有中科院院士，大学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主任医师以及博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农艺师等33人，人才辈出。中科院院士黄荣辉是国内外公认的著名物理学家，个人传略列入《世界科学家名人录》；文学家黄英杰（世忠）是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对古诗词研究卓有成绩，编印出版书籍达十几部，他一生藏书一万八千多册，被誉为“浙江藏书第一人”。 前黄村黄氏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繁衍生息，分布之广，人才之多，可谓诗礼传世，枝繁叶茂。
刘恢宝
渔业是峰尾兴岛富民的基础产业，千百年来渔帆贯连江浙，名扬遐迩。 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能避风的海湾或依山傍海的半岛聚居，过着捕鱼、捞贝和采集生活，与舟楫结下不解之缘。 迨至唐神龙、景龙年间（705—710年），峰（峰尾）沙（沙格）二澳渔业相继发展，有连家船的记载：“其居址常在船中，或结庐海边，随时移徙。” 泉州渔业专辑记载：“峰尾在宋朝中期就有捕鱼人家，自置渔船往福宁府一带生产。” 元朝时期，惠北沿海地区已设“定置张课”，峰尾大街李姓在近海作鲎尾网，洪厝作竖桁网，鱼梁众多，网罟相接、鱼鲜极多，农民挑粮草换水产品，市场十分热闹。元进士卢琦作渔樵互答一首： 樵夫初下山，渔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 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 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 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 这首诗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绘了当时渔村和睦相处、集市平等的贸易情景，也说明渔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规模。 明朝初期，因屡遭倭寇侵扰，沿海渔民多数迁往别处谋生。至明中后期，峰尾渔业已发展到浙江渔场。据明史记载：“福建钓带鱼船，在浙海，闽之南海人善钓，每到八、九月联船入钓，动径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惠安县志》记载：“1384年沙格设河泊所征收渔课。”说明当时渔业生产已列入规范管理了。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惠安沿海地区发展大钓船，大批转浙，峰尾、白崎等四处转浙渔船有一百六十多艘。最早生产工具是带鱼延绳钓，以季节性转浙，常年就地捕鱼。 自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至光绪卅四年（1908年），共九十多年间是峰尾渔业最兴盛时期，及至1947年，拥有大钓船八十多艘，小钓船一百多只，渔民三千多人，渔产量七百多吨，还外聘小岞、黄崎、浙江等地渔工。春汛在家捕目鱼、黄花鱼；秋季往闽东浙南渔场钓月鳗，冬季往舟山群岛钓冬带，冬至前后回家“落下洋”，夏季休渔转运输。 《泉州水产专辑》记载，至抗日战争前，峰尾渔业生产仍保持稳定，1938年还成立惠安县渔会峰尾分会。
肖臻辉
肖厝码头位于肖厝村东北角，状似一条潜水入海的大海豚，与洋屿隔海相望，与莆田秀屿港也只一衣带水，是惠屿岛居民上岸的必经之站，也是海峡两岸往来的纽带。 码头兴建于1985年，原先是桥式渡头，似长龙卧波直伸向洋屿。后来虽几经修缮，却依然不堪重负。1997年，政府拨款重建始成现今平台式码头，低潮时水深十二米，可泊五千吨级货船。如今码头与泉州沿海大通道相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疏密有致的陆海交通网络。 其实早在清代，这里就有一座简陋的石砌码头，人们从这里扬帆出海，前往台湾的基隆、台北、台中、高雄一带。惠北人到台湾谋生，台湾同胞回乡探亲，往返不绝；本地的土产运往台湾，台湾的特产运回大陆，商贸往来更是频繁。到了近代，由于战火不断，几度封海，两地往来有过几度短暂的中断。但只要海禁一开，两岸便又恢复往返。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岸才彻底断绝往来。 如今，随着两岸政治气氛的缓和，民间往返又逐渐频繁了。首先是海上的渔民接触增多了，早先台湾渔船若在海峡遇到不测，往往只能舍近就远，向台湾本土求救，或是返航回台湾。而现在，台轮一有不测，便就近向大陆方向靠拢，甚至在大陆加水加油。于是，肖厝便成了理想的停靠点。为了便于台轮停泊，1998年，政府批准肖厝码头为台轮停泊点。为了能给台轮提供多方位的服务，码头的西北面设有边防检查站。 海峡两岸血缘相通，语言相同，风俗相近，肖厝码头很快成为台湾渔船的聚散中心。每年约有一千五百轮次的台轮靠泊在肖厝码头，总吨位约有一百五十多万吨。台轮在海上一旦遇险，便能得到大陆方面及时的施救，使远离宝岛的渔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据统计，至今救助台轮共二十多次，为台胞挽回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人民币。 台轮时常停靠，与大陆渔民频繁接触，进一步增进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了解，也加深了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
肖臻辉
肖厝人一向以耕海捕鱼为主业，自古以来，除了一部分受雇于大船主（解放后在集体“渔业社”的组织下，北上舟山温州一带远海捕捞外），大都分人都在周边海域围网捕捞，或讨讨“小什海”，靠大海的恩赐过日子。 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日趋衰竭，加上世界性海洋水产资源的战略性调整，以捕捞业为主的传统渔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导致沿海不少渔民弃渔经商或赋闲在家，给农村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广东等一带的海洋养殖业发展的影响下，肖厝人利用地处广州上海中部、与台湾仅一水之隔的有利位置，以及海洋浮游生物丰富，潮水流畅，环境污染较少，适于发展网箱养鱼之特点，发展自己的近海养殖业。 1983年，肖厝村渔民肖美女等率先进行小片经营，既自采自捕，又收购暂养名优海小鱼，获利颇丰。1993年后，政府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多渠道筹集资金，按照自愿结合、互惠互利的原则，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养殖联合体，积极探索股份合作制在网箱养鱼上运用的新路子，促使网箱养鱼基地建设很快形成规模。尤其是在得到世界银行一千多万元的扶持贷款后，鱼排生产得到优化升级和大规模经营。目前，网箱养鱼基地已发展至八千多箱，养殖面积近三百多亩，固定资产投资已达二千万元，从业劳力近千人。形成了以鱼师 鱼、真鲷、鲈鱼、黄花鱼、石斑鱼为主的几十个鱼类品种，年产量达三千多吨，产品远销日本及港、澳、台等地，产值约八千多万元人民币，年盈利近一千万元，生产海区也不断由洋屿海域向惠屿岛附近深水海域发展，形成泉州市最大的海水网箱养鱼生产基地。 遥望海上，成行连片的网箱鱼排，轻巧别致的水上木屋，宛然是“海上田园”、“海上村庄”，成为湄洲湾湾畔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刘恢宝 林景斌
自五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千年时间内，我国长期流传着妇女缠足陋俗，而且相当普遍，地域不同，习俗也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足形：东北三省属小足型，华北及江浙属尖足型，闽南一带属马蹄型，但莆仙木兰溪东南与泉港之间，着意创新为“三寸金莲”，形成区域性民俗。 由于社会地理环境不同，泉港各地妇女缠足比例也不同。清朝光绪年间风气最盛，峰尾、肖厝称为缠足村，有“肖厝娘子沙格脚，峰尾娘子金缚脚”之说。二十世纪初，涂岭、界山地区较少，只有20%的妇女缠足，但峰尾、肖厝一带占总人数的95%，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才逐渐结束此陋俗。目前峰尾、肖厝尚有缠足妇女二百人，她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打扮，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福建电视台曾把泉港区妇女缠足列入古韵民俗拍摄内容。 当时妇女缠足的规矩很多，尤其是“三寸金莲”更要十分讲究。谁家一生女儿，父母就背上精神重负。要把女儿天足“L”字形缠成“N”字形，须苦苦等待三四年之久，称之：一年裹着，二年抑腰，三年缚平，四年扶行。首先把女孩子脚趾捏拢着，用织帛牢牢捆扎，不让骨骼及肌肉生长，称为“裹着”；经一段时间脚掌慢慢屈到后脚跟，脚掌褶成拳状，称为“郁腰”；再过一段时间脚后跟用棉织品垫着与足底平衡着地，绕足紧缚着，称为“缚平”；最后做一双合适小弓鞋套着、用鞋带自下而上圈扎着，开始“扶行”。 缠足的年龄段很重要，一般五至七岁为宜，俚语云：五岁缠足象鸟蹄，八岁缠足歪一撇，九斜十不正，十几龙船底。就是说女孩年纪越小缠足越容易，可以缠得细巧端正，年岁渐大，效果不好，缠得像龙舟十分难看，故有“妻子脚长，丈夫逃出门”之说。 缠足穿的鞋也很讲究，妇女在青春时期，缚鞋带要用春莲色或金黄色，鞋面要刺绣莲花或寿春花。外挂银脚环二套，分软环和硬环，系银铃，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妇女缠足以后还要经过几番窥足，如订亲看鞋样，花轿进门掀裙。新婚夜闹洞房，常有两个节目：一个是桃花搭渡，如新娘袅袅摆摆似风折柳就判断为细足；一个是足踏白银，两叠白银各三个，放在厅堂桌上，新娘要乐意接受站上去踩，不超出白银范围的为小足，如超出的判为粗足。 峰尾、肖厝地处海湾良港，南北通洋，清光绪年间，海运商业繁盛，男人长年以海为业，以船为家，妇女则成为华堂之主。因男人长期外出对妻子失去约束力，只恐春色关不住（天足妇女走出门外，都说是“雉鸡满城跑”）。缠足妇女是“竹帘内娘子”，能守在家中，男人外出比较放心。俚曰：“妻子若不在，船到码头也不上来”。因而，缠足之俗得以长期保持下来。
郑忠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泉港一带盛行一种名为“花会”的赌博。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常害得参赌者家破人亡，也严重破坏了生产，扰乱了社会秩序。 花会赌博，它以37个鬼神的姓名作为参赌者押注的内容，还为每个鬼神编造极能诱发人们产生侥幸心理的离奇故事，诱惑人们参加。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本小册子，罗列这37个鬼神的姓名及其故事，嗜赌者争相传阅，视为赌博指南。 这种赌博，都由乡里有势力的大房头人合伙设庄当会头。他们都雇有叫做“走花会”的人，到处招人参加这种赌博。参赌者只要将钱用纸包封，外写要押的花名、钱数以及自己的姓名即可，“走花会”的人就代其赴赌场参赌。花会赌博于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在约定地点开赌一次。 开赌时，花会头当众摆出用红纸书写的37个鬼神的花名，然后双手捧着一只碗，碗里放4粒骰子，再用一只碟子将碗盖住，给37个鬼神的姓名逐个摇骰，掀开盖碟，数点。以点数最大或“四红”16点为“通大”，作为当次的花名。凡押赌注于该花名的，1文母钱可赢28文，连母钱共29文。还有叫做摇出“双头透”的，押中者1文钱可赢840文。如此高额“赌利”，是诱惑人参赌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赌博，花会头可稳收赌利，没有风险。假设每次开赌，37个花名每名有人押赌注1文，总共37文，其中1名押中花名，取去29文，花会头就净赚8文，占押注总金额的21.6%。所以，从总体上说，花会头次次都是赢家。 当时泉港一带男女老少普遍参加了这种赌博。为了想押中次日的花名，抽签、扶乩、卜卦以及搬来阿爷公、粪桶婆、木屐神、筷子鬼。祈求神明指点有之，三更半夜入宫庙、上孤坟祈求神鬼托梦指点者有之。见面时交谈的是神说啥话、鬼托啥梦，真是如痴如醉，似癫似疯。赌徒又往往以“签诗”、“乩语”、“卦象”、“神话”、“鬼梦”，联系37个鬼神的故事，牵强附会，确定次日必能押中的花名，一旦认为准确无误，便倾尽衣囊，孤注一掷。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一文铜钱二八赢，夫兴妻也兴”，“一文铜钱赢二九，妇女苎筐翻筋斗，男人田园荒废长野草”。
黄建聪
泉港人新春佳节、乔迁、寿庆、婚庆时，所有的门联或厅堂联、柱联均留有约四至六公分白色的联纸头，就是门、柱髹漆，也都保留这种样式。从泉港区迁居外地的人，也多保持这种惯例，成为中国楹联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仅泉港区和莆田属县有此风俗）。 此俗缘于明代抗击倭寇侵扰之时。 明嘉靖年间（1522—1565年），海防松驰，倭患极为严重。倭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东南沿海各地深受其害。泉州、兴化两府是重灾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农历十一月初，大股倭寇来犯。其中一股倭寇在攻陷莆田城后，乘势纠集数千“真倭”和“假倭”围攻仙游县城。城中众将士、官绅和居民同仇敌忾，协力固守，双方展开拉锯战，相持近二个月。至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倭寇再度大规模攻城。仙游军民拼死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城险些被攻破。有些倭寇用云梯登上城墙，逢人便杀，顿时血肉横飞。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抗倭名将戚继光和军门谭纶率“戚家军”赶到，内外夹击，协力击退倭寇。仙游知县收殓守城死难者尸体，戚继光亲自主祭，痛悼为国捐躯的同胞。时已除夕，许多新寡和孤儿在号啕中过了新年，为了表示对死难者的哀悼，特意在贴过的红联纸上头，加上一条白纸。 当地，南埔、界山等沿海诸村及邻近的枫亭古镇也遭倭寇攻袭，当地居民纷纷外出逃难。正月初二，又一股倭寇自湄洲湾登陆，血洗南埔和枫亭。正月初五，倭寇才退回海上，移往别处骚扰，南埔等地居民方才回家补过新年，叫做“补岁”。在贴红联对时，他们也特意在上头加上一条白纸，以痛悼来不及逃难而惨遭杀戮的人。后来此举相沿成俗，流传至今。当地染坊为适应这种需要，特地制出白眉红纸，这样在贴春联时，就不必在联头加贴白纸头了。
陈华发
界山镇南庄自然村元宵游灯，对村民而言是一个隆重的节目。从正月十三至十七，由村里的头人择个睛朗无风的夜晚，傍晚时沿途鸣锣告知全村。于是，家家挂红灯，户户煮咸粥。“游灯夜，吃咸粥”是村里老少皆知的俗规，当日的晚饭（即咸粥），家家户户都会拌以各种各样好吃的佐料。 按俗规，灯架要男丁（方言中“丁”与“灯”同音）来抬。夜幕降临，等不到月儿出来，男人们就举着由一根木板制成的灯架，到村路上集合。人们把自家灯架的前端，搭在前一家灯架的后端，再用一根木棍竖着贯起来。因木棍上横钻个孔，穿上大铁钉，灯架就不会滑落下去。全村共有十三个姓（或房族），同姓或同房族组合一条“灯龙”，每条“灯龙”之后又带着锣鼓队，群“龙”聚集，锣鼓喧天，场面实为壮观。 灯架上的彩灯式样繁多：有水晶玻璃的，有纱布的，有纸扎的……一排排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汇成人间银河。每条“灯龙”的带头灯都独具匠心，设计个活灵活现的龙头，青面红颜，张牙舞爪，眼珠上亮着绿灯，酷似呼啸而去的天龙。 灯龙未行，停放在马路上时，那里便成了小孩儿嬉闹的天地，孩子们在灯架下尽情地追逐穿梭，推搡跑跳……大人非但不叱喝制止，还怂恿他们去穿梭，据说这样神明会保佑“家丁（灯）旺盛”。 吉时一到，灯队出发了。此际云淡星稀，圆月当头，一条条长龙高昂龙头，蜿蜒前行。跟着护灯的人放起烟花，焰火冲天，灿然如织，远远看去，好似群龙戏珠，又如神龙吐火。灯队要环绕全村一圈，途经五六个村子，往往转到半夜方止。 南庄村正月游灯的历史，可远溯至宋时。南庄古时属毗邻的仙游县枫亭镇，明万历年间，同周围的另六个自然村，被惠安人李恺买归惠安。枫亭宋时便有上元（元宵）节游灯的记载，南庄原是其属村，此俗应同始于宋。据《枫亭志》载，早期的元宵游灯，是把灯笼、火把扎在长条木板上，由各村和各姓氏的民众各自打着自家的宫、庙号和姓氏，并抬着供奉的菩萨偶像，按规定的“游路”进行。以上内容与南庄的游灯相近，而南庄现在是将抬着菩萨偶像游行的过程放在正月十三的白天进行，当地人称为“出游”，且后来灯笼盛行，灯架上绑火把的形式自然被淘汰掉，其余的沿继着记载中的旧时形式。 另外，《枫亭志》也注明古时游灯，“是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到十七日挑一日，每条灯后有锣鼓队，到家后煮点心。”这些内容也与南庄游灯相同。现在，枫亭镇的元宵游灯已发展成另一番壮观景象，而本属其一隅的小乡村，却承继千年传统，保存着宋时古韵。
黄建聪
据《枫亭志》载，宋南康郡王、清源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陈洪进（枫亭人）有个女儿名叫陈玑，因排行第十八，故别名十八娘。这位出身高贵的姑娘同情民众疾苦，变卖自己的金钗首饰，帮助老百姓挖掘了一条从枫亭到涂岭驿坂溪的渠道，以灌溉两岸农田，并在长达十五华里的渠道两旁种植了荔枝。这种荔枝香味尤绝，后人十分感激陈玑，为纪念她，就将这种荔枝取名为“十八娘红”。苏东坡有诗赞曰：“红绡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蔡襄也把“十八娘红”誉为“绛衣仙子”载入其所著述的世界上第一部荔枝学专著《荔枝谱》中。 沧海桑田，今日泉港早已不见“十八娘红”芳踪了。但是涂岭镇驿坂丘后荔枝，以晚熟、优质而闻名，是荔枝淡季中一枝独秀的稀有佳果。其栽培历史悠久，据福建省果树资源普查队从一株单名为“蒲”、干围3.9米的老荔的年轮推算，起码有八九百年的树龄。类似的老树，尚存有数十株。依此看来，驿坂丘后荔枝当属北宋所植，即在陈玑生活时代或略晚一段时间。这些晚熟良种主要有蒲荔（分大蒲、小蒲两种，为丘后荔枝主栽的品种）、马面、皇帝舅、打叔公、桶仔等品种。 丘后荔枝有适应性强、耐旱耐瘠，含糖量高、品质好，早产、丰产，稳定、晚熟等四大特点。其果肉色如凝脂、肥厚脆嫩，味如琼浆，香甜适口。花穗短丛，雌花比率较高，花期比莆荔名种陈紫等品种要晚近两个月。一般荔枝在七月上旬已采收完毕，而丘后荔枝却迟至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才成熟。陈紫等采摘结束之际，正是丘后荔枝上市之时，这对延长荔枝供应期，满足市场需要，具有较高的商品价值。因此，连荔枝主产区的莆田、漳州乃至浙江等地均有人来此采购荔枝。
庄德祖
以往泉港一带不少农家常年都自酿蕃薯酒，以便在逢年过节时饮用，称之“烧烧酒”。烧烧酒要先把蕃薯仔洗净蒸熟，搁在专用的地板上，趁热用锄头捣成泥糊状，再撒上酒糟混和，然后装进陶缸，经发酵至可酿酒为宜。“烧”成酒前，要在厅口或屋里宽敞的地方搭棚，用土坯砌个土灶放上大锅，在一旁放上酿酒蒸汽桶。锅里放入酒糟后，灶里生火加热，至酒糟滚开之际，从桶口灌入冷水。百度的酒糟蒸汽遇冷，变成液体从小管流入事先安置好的、放在灶边接酒的瓮里，最初流出的酒液称之为“酒头”，度数很高。 路口村有个人叫“奄西伯”，生活简朴，勤于农事，但不够谦虚，有时做错了事也不认错。一次，他在酿酒时，唯独忘了把接酒的瓮子排上位。结果，蒸气液化的“酒头”全都流在地上。有一位邻居上门，看到这情景，高喊一声：“奄西伯，酒流在地上啦！”奄西伯听后，却装作不急，慢条斯理地答腔：“烧烧酒一人一法度……”从此，“奄西伯烧烧酒——一人一法度（办法）”这句话便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用来喻指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心态和行为的一句口头禅。
张新联
掌故一词，语出《史记·龟策列传》：“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后沿用发展，多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实或传说。盖一国一朝的典章文物，一郡一县之山川人文，志书不详，逸闻莫辑，皆可收集整理为掌故，以附丽于历史。 泉港自古名士人杰辈出，人文风俗独特，民间文艺丰富，加上山川、著述、宗教、物产等方面亦多姿多彩，因而掌故素材广为流传。本卷主要从历史事件、人物轶闻、山川胜迹、村野地名、著述碑刻、宗教民俗等方面，组织区域内民间文艺工作者广泛搜集，进行筛选扬弃，编纂润色。因许多故实流为民间谈资，口耳相传，其中不乏传说的成份，但以实物或史实作为依据，应是掌故别于传说故事的重要特点，因此，我们积极从方志、族谱、遗址、山川和碑刻中吸取成份，力求每一篇都典而有故，言之有物。 历史长河泱泱浩荡，社会万象错综复杂。在本卷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张一篇掌故，只截取一人一物一事，或一个特写一个片断，说明一种现象，表达一个主题。因此，本卷所收入的六辑上百则掌故，大多以短取胜，长则千余字，短则仅数百字。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编纂的是系列丛书，为防同一素材“撞本”，在稿件的分配上有所调控。如民俗风情与历史人物，因各单独成卷，故本卷多有回避，在这两者上则略显单薄。 《泉港地方掌故》内容自新石器时期迄于近代，触及九流之事百家之说，使港湾新区之故实，副志乘而独具风采。在本卷编纂期间，正值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泉港启动，泉港人民正以高昂斗志和豪迈激情，投身于建设新家园的热潮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石化港口城市正呼之欲出。古人云知古鉴今。《泉港地方掌故》一书，不敢妄言对泉港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有所贡献，但寄望这些辛苦采撷而来的掌故，能够使肩负新使命的家乡人民略有借鉴。 由于客观存在的困难和编者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万望专家及读者给予赐教，以匪不逮。最后，对在本卷搜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予以大力支持的诸位领导、顾问和各界热忱人士，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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